大哥

大哥属羊，已经度过了知天命之年。其实，从27岁那年大哥就早已经知道“天命”了，这都是因为那年春天发生的一场可恶的事故。
大哥没上过多少学，初中肄业后就成了生产队的一名准社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哥年龄小干的都是些捡粪、割草之类的辅助性农活。可是，大哥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挣得却是成年劳力的工分（捡的粪和割的草送到生产队论斤折算成工分，斤两越多所挣得工分也就越多）。那几年为了弥补一家人口粮的不足，每当秋后大哥就去生产队复收过的地瓜地里做二次复收。虽然翻地三尺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大都是些大拇指似的毛毛地瓜，但是把它碾成地瓜泥做成煎饼却能省下不少粮食。当然，我有时候也陪着哥哥去。可是，我实在没有哥哥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耐性，常常是这里钩两下那里刨两镢终是多无所获。当哥哥“找”满了竹篮的时候，我篮子里的地瓜毛毛也就是刚盖上底罢了。如此名副其实的“土里刨食”，哥哥总是要坚持到大雪封地才肯善罢甘休。
过了几年，成了壮劳力的大哥就推上了小车（当时，能不能用小车往地里推粪似乎是衡量是否壮劳力的标尺）。因为在那时壮劳力决不是一个虚名，与别的男女劳力相比每天是能多计一分工的。1973年的春天，生产队组建了一个二十来人的建筑队，承揽了王村铝土矿的一项建筑工程。于是，当了一年小车“司机”的大哥就请求队长把自己分到了建筑队。因为干建筑队不仅可以照拿壮劳力的工分，更叫人羡慕的是每月还能得到6块钱的现金补贴。放在今天也许谁都不会贪恋一天多得两毛钱，可在一个工（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记十分工）都不值两毛钱的年代，一个月能多得6块钱那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收入啊！
在干建筑队的一年里，为了回家背煎饼、窝头，大哥最初每隔五天就得徒步往返七十里。夏天带多了干粮吃不住，大哥就改为隔两天回家一趟。为了不耽误白天的劳动，大哥不得不披星戴月来回奔波。整个一年里，即便有个头疼脑热大哥也是咬紧牙关强撑着，从来都没有误过一天工。也许是因为看中了大哥的吃苦耐劳，到年终生产队干部改选时，大哥被父老乡亲推举着当上了副队长。
大哥在副队长的位子上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地干了两年多后，正值岭子煤矿招收亦工亦农合同工。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大哥接受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照顾，当上了一名拿工分的煤矿工人。按合同规定，大哥每月必须向生产队交36元钱，买工分参加夏秋粮食分配和年终决算。之所以说享受照顾，是因为除了上交的之外，大哥每月还能剩余将近30元钱。那几年，为了能多省出几个钱贴补家用，大哥就把生活标准定得很低，总是什么饭菜最便宜就吃什么。四年之后，大哥结婚不久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那一批合同工被转成正式工了！那时候，我初中毕业干了四年农活刚考上师范，三弟也已经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务农。沾了党的政策的光，也是因了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家的日子终于有了明显的好转。
大哥大嫂结婚一年后，父母从长远考虑让他们单门独过。虽然如此，可大哥并没有因此放弃了长子、长兄的责任，依然帮衬父母为弟弟们的未来操心出力。如果没有那个黑色的日子，一家人互相关照地生活着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先是在磁村联中任教不到两年，随即又被调到离大哥他们煤矿附近的一所中学任教。1982年4月8号傍晚，和大哥同班的一位老乡突然去学校找我。当那位我也认识的老乡把大哥的手表递到我手里的时候，一种不详的预感立刻侵袭了我的整个大脑——大哥一定是出事了！恍恍惚惚中，我从那个老乡嘴里听到了事情的经过。老乡说，他和大哥那天都是下午两点的班。不过，老乡和大哥不在一个工作面上。作为老矿工，大哥带上了两个新工人。来到高度不足一米的掌子面后，大哥让两个徒弟稍微退后，只身上前履行开工前的安全检查。不料，大哥刚靠上前去，掌子面就突然发生了冒顶。大哥躲避不及，被坍塌下来的石块和煤渣给埋了个严严实实。后来，工友们把昏迷不醒的大哥解救了出来。那位老乡说，大哥已经被送往矿物局中心医院抢救，他也弄不清大哥伤势的轻重，只是受当班领导的指派来向我转告大哥受伤的消息。听到这里，我早已经忘记了还没有吃晚饭，恨不得立刻见到受伤的大哥。那位老乡见我心急火燎的样子担心路上再出什么事，就陪同着我骑自行车连夜赶到了80里外的矿物局中心医院。
当我见到大哥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挂吊瓶。大哥当时满脸煤灰两眼充血，相貌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大哥一看见我走进病房，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却哆嗦着嘴唇流下眼泪来。见此情景，我的心里难过得如同刀割似的，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大哥才好。我从医院的小商店里买来毛巾和香皂，压抑着内心的悲伤去擦拭大哥脸上的煤灰，换了三盆水才终于擦干净了。接下来，我就去找医生询问大哥的伤情。医生对我说，大哥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只可惜脊椎和中枢神经受了严重损伤，导致肚脐以下的整个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当时，主治医生判断大哥的伤情有三种可能：一是伤处的淤血压迫脊髓；二是伤处有碎骨片卡住了脊髓；三是脊椎和脊髓都已经断开。医生说如果是前两种情况倒还好办，可要是最后一种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医生还说，如果48小时过后大哥的下半身仍然毫无反应，那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是第三种情况了。听完医生的介绍，我从头凉到了脚后根——真要那样的话，27岁的大哥往后可就再也不能依靠双腿走路了！
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就犹豫着没有及时把大哥受伤的休息告诉家人。两天以后，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把大哥送进了手术室。经过了漫长的7个半小时，做完手术的大哥才被推出了手术室。虽然大哥的后背被开上了一条24公分的口子，但这次手术最终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大哥的脊髓已经全部断开。
得知了这样的结果，大哥的情绪越发悲观起来，接连几天几乎一句话都没说。为了帮助大哥尽快摆脱失望的阴影，我就假装轻松无话找话地和大哥啦家常，处心积虑地劝慰他多吃点东西，好使身体尽快康复起来。一个星期后，我把大哥的情况告诉了家人，大嫂就和其他几个兄弟轮流到医院来陪护大哥。三个月后，大哥腰椎部位的钢板被取了出来，随即就转进矿物局职工疗养院继续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