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根长发”的思索

按照“我”的本意，“我”同事肩头上的“那根长发”，应该是“影射”的对象。而“我”同事对“我”的“影射”，则是“我”脚上的那双破鞋。
王晶先生的《同事肩头的那根长发》，主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十分简单的故事。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竟在红袖网上，引起了一点涟漪。它的魅力何在？如何会引起了涟漪？我以为，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故事之外，在故事之外的中国的现实生活。
我很赞同一位网友那句“如今公交花车实在太拥挤”的话，是的，现代中国人，不能不承认，这就是如今的中国，这就是如今中国的现实。
在我的记忆里，出现“花”的苗头，或者说“花”的萌芽，是先“富起来”的人。当然，话要严密，应该是“先富起来”人中的个别人。这样说，打击面不大，也不会产生错觉或由此而造成夸大事实的谬误。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听两个包工头闲说话，一个问另一个，晚上你回哪个家？对方见跟前只有我，便不由自主地扯了一把对方的袖子，并向他递了个眼色，意思我明白，他不便回答，是因为我在跟前。
其实，问话的人不但认识我，甚或是了解我的。于是，他对对方说，你说你的，他又不是外人。
由此，对方便不再隐讳，而是说起了他另外的家，他的这个老婆如何，这个老婆给他生的小子，是如何的可爱，等等。似乎他已经说得差不多了，问对方，你不弄一个？
对方看了看我，面露尴尬。
我想走开，在工地的拐角处，正走来一个陌生的女人。
他俩见那女人走过来，停止了谈话。
那个早有“外室”的人，冲对方挤了挤眼，还怪怪地扫视了我，然后走开了。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该走开。
我连头都没敢回，赶紧走，但又不想跟在有“外室”丈夫的身后。此时，我心里很矛盾。至今回想起来，仍旧觉得别扭，当然，别扭的主因是晦气。
几十年过去，“红旗”与“彩旗”的争斗，似乎早已疲惫，即便有人说起来，也早已是旧闻。两口子，乐意过，是夫妻。不乐意过，散伙，一点不新鲜。男女之间，似乎早已没了“授受不亲”的“界河”，随意，似乎是正常的，不肯过“界”，反倒像是“遗老遗少”的典型代表。
“我”如今仍旧沉溺于写什么《金瓶梅》的读后感，“我”的同事终于在“我”的鞋子上找到了破绽，他这才以为“得意”。而他的这种“得意”，不是来自在他看来什么狗屁的《金瓶梅》，而是“我”脚上的“破鞋”。
在“我”的同事看来，只有“我”是“破鞋”，才是他肩头扛着别的女人长发的“同类”、“同党”或“同伙”。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从众心理”，要不，一轰而起与一轰而散从哪里来？
其实，好事效仿未尝不可，但是，不好的事情，也跟着一轰而起，那怎么好呢？
虽然似乎也总该知道不好，却仍旧跟着一轰而起，不但不以为耻，反倒以耻为荣呢。
一根长发，一双过时的旧鞋，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反映的是当今中国的现实。一篇短文，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在欣喜之余，心情反倒异常沉重起来。
其实，《同事肩头的那根长发》，还远不止这些。
文章开头的“熊猫”，那“熊猫”屁股上还带着“粗针大线”的“补丁”，与文章结尾处的“竟然坚定了我继续做好《金瓶梅》读后感写作的信念，假如能搞出点新的成果，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也并非同事肩头那根长发的启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呢？悬念仍旧扔给了聪明的读者。这样处理，最大的好处，是在说明，作者也好，文中的“我”也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救世主”，而真正的“救世主”，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这就是我对《同事肩头的那根长发》的思索……

2008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