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手中的镜头
作者:接闻时间:2025-04-12 01:32:55热度:0
导读:闲得无聊,就闲看电视。记不得是去年什么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某省某市为了整肃城市交通,鼓励市民携带自家相机到马路上,抓拍违章车辆。市交管部门凭照给与奖励。这确实是一例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人民城市
闲得无聊,就闲看电视。记不得是去年什么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消息:某省某市为了整肃城市交通,鼓励市民携带自家相机到马路上,抓拍违章车辆。市交管部门凭照给与奖励。这确实是一例发动群众、动员群众,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好事”,怪不得把它作为经验推广呢?然而我看了新闻,禁不住在心底嘀咕:什么事啊?继而一想,在中国有很多事情,可能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善意的,但一办起事情来,动辄变味。用老百姓口头一句话说:那些管事人的脑袋进水了。想想也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者也。
我相信,这样或类似这样市民拍照的行为现在肯定已经偃旗息鼓了,那些游走在大街上伺机窥探的相机镜头也已经合盖了。可能一场闹剧的出现,最终也一定以闹剧的形式收场。这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步入现代生活以后,我们好像已经“裸身”于公共区域的视界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一种社会强势暴力地一网收入,想隐身而不得,甚至一些隐私毫无缘由地在公众中间曝光和散布。
马路上不必说喽。我们现在和银行打交道似乎是家常便饭了。这就像中国的一些具有西方观念的人士说的,中国的老百姓也有资产了,和中国有钱人一样享受数字电视等大众媒体带来的娱乐,和中国有钱人一样经常出入银行等金融部门的门厅。实际上,中国老百姓进出银行,无非是存取那三核桃俩枣,以防因为物价蹿得过高,生活难以为继,担心有个病有个灾,生活不还得继续不是。然而每次去银行,我们的心都像怀里揣着个小兔子突突直跳,我们像做贼似的,心虚。因为银行墙角一定有探头在盯着你看。你甚至都可以想象到在银行的某个隐秘的地方,有一个人或数个人正在认真仔细地端详着你的“尊容”——你木讷的、毫无表情的面容,你的脸部肌肉一丝神经质的颤抖,甚或你呲牙咧嘴时粘贴在牙齿间隙的韭菜叶子都会显白出来——他们看着,研究着,似乎能从中发现点什么。当然他们的心情一定轻蔑的、有点嘲讽的意味,开心了,还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本来到银行办事,我们和银行是平等的社会关系,就是存取三核桃俩枣也是不争的合作关系。然而每次去银行一想到那些探头,愉快的心情就跑的无踪无影,只剩下恐慌,莫不发背沾衣。在银行的监视器里,我们已经是“可能有实施犯罪的动机”中的一个了,或着说“可能的准犯罪嫌疑”了吧。我想去银行的人,绝大多数,绝对的多数不是去犯罪的,然而社会的强势——那些中国的巨型企业却以个别的少数通过现代主义的机器来监督社会成员的多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不可言说的一种痛,酸痛。有时候,我想,银行营业网点怎么就不能增加点面积,增加几个营业窗口,设置一个方便所谓的“上帝”的厕所,好让“上帝”存取那三核桃俩枣时更舒心,更方便,更快捷,然而他们不想,不想的。
终于在前天的早晨,听到中央电视台早间栏目《马斌读报》披露了一则新闻,称身处地铁区间内的一对青年男女接吻的影像资料不知什么原因出现在网络的视频上,社会上引起一些小小的风波。有的好心人说,这一对青年男女可以展开诉讼。问题是为什么非要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哪?好像打官司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而这样肆意暴露别人隐私的行为是一种生活的预设似的。
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看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的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据说奥威尔对那些丑陋或敌意的环境具有天生的敏感和憎恨,他是一个富含社会和政治责任感的作家,对极权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挖苦。在小说《一九八四》的每一个章节里,奥威尔笔下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的环境中——无论是城市广场、街道,还是办公室、公共餐厅,甚或是自己居住的隐秘空间,全部都有悬挂在人们头顶的,监视着人们一言一行的“电幕”。这些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电幕”作为极权社会政治权利的象征,深深地“进入到了人的皮肤里”,在温斯顿·史密斯的大脑沟回里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只要温斯顿·史密斯每天睁开眼睛,自己的一切就不可避免地笼罩在“电幕”看管的区间范围内,甚至当温斯顿·史密斯和情人裘莉娅躲避在临时租用的民居里性交时,也会感觉到“电幕”就睁着大眼盯着他们。极权主义下的人们没有自己的隐私,暴露是极权政治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果不其然,他们性交的场景一一被掩藏在遮蔽物后面的“电幕”摄入无遗。他们被抛入监狱,受到了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大脑的清洗,最后连人格也沦丧到卑劣的泥淖里了。
现代社会和奥威尔笔下的社会环境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奥威尔文本的余绪依然存在,不可能一下子消失。那些受到鼓励的市民手中的镜头后面是我们这个社会管理权利的滥用,那些银行等公共场所的探头后面是强势暴力的恣肆,那些地铁区间的影像的曝光是一些人们丑态心理的作祟。在社会的强势面前,人们的那点可怜的属于“个人“的权利全都背景化了,变得渺小了,大可以忽略不见了。
有一次,我在银行办事,听到一阵争吵声。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银行的大堂经理在争辩一张卡的年费是否该交。大堂经理轻启齿唇,说道:“你不交年费,我们就把你记入黑名单。”小伙子情绪有些激动,也回敬了一句:“我把你们这家银行也记入我的黑名单。”
小伙子愤然离去,在他看似昂然欲出银行的背影后面,爆发出大堂经理、保安还有几个银行职员以及很多存取三核桃俩枣的老百姓嘲讽般的笑声。小伙子走到银行的那扇闪烁着银灰色金属光泽,尽显财富源源不断寓意的大转门里,不得不谨小慎微地慢慢地移步。我回头,再一晃眼,就不见了小伙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