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读文学经典

现在很多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动不动就用“经典”来命名，来诠释，似乎中国现如今的文学作品已达到了经典的时代，这让人感到有些迷惑、荒诞、困顿。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
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的产物，而且是文化史的产物，它是历史价值的文学形态。
“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它们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中国文坛目前的“经典”过于泛滥，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电影、戏剧，凡是跟主流题材、红色革命主题沾边的，甚至，一些文学选本、年度作品选，均称之为“经典”，极其不严肃，而且，有越演越热的趋势。其实，真正的经典作品都是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来验证和筛选的，目前只是经典“产生”的过程，而不是经典的总结。
就像一个人的出生，不能他一落地就预言它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能成为将军或总统。一部文学作品问世之后，是否是经典，是需要经过人们审美水平、情趣、口味来验证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经典，是指那些在历史传承中，被共同人喜爱的，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喜欢的作品。
现在很多作品，之所以动不动就冠于“经典”，并不是不知道“经典”的含义，他们接受或者喜欢被“经典”一下，是因为在这个文学浮躁的年代，使每一个想“经典”的作者丧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作家良知。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品质，是在对社会生活的描绘与叙述中，透露出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和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深度模式和形上境界，是文学经典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规定。而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则取消深度，趋于浅表化。有的是胡编乱造、有的是粗制乱造、有的是想当然地杜撰，这些作品，主要是为了迎合某些宣传的需要，奇怪的是，这些作品，往往会被入选某些大奖或者被炒作得天花乱坠，冠于“经典”之作。
几年前，我第一次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时，一点也不觉得是大师级的作家写的经典之作，也纳闷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会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普通病人在床上的碎片似的回忆和梦而已。后来，也读过几次，但都没有沉下心来研读。直到这次听黄万华教授的“文学经典”课，他谈论起这部名著时，我才明白，这部长篇小说真正的意义是精神力量存在的意义，它提供了诗性小说的完美文本，并且，奠定了“回忆美学”的基础。
文学经典，在进入现代物欲和消费时代以来，正遭遇着尴尬和无奈的处境。一方面，文学经典在主流意识的大张旗鼓的鼓吹下，在政治舞台上，尴尬地摆着媚人的姿势，失去了往日崇高神圣的地位。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又被乔装打扮成市场经济的推销员，或者成为消费文化里的资本增值的元素。可以说，在目前的中国文坛，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作品的，只有“伪经典”的文字汇编和堆切。
二十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一大批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
客观地说，把现代文学作品没有“经典”的出现，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也是不准确的。市场经济可能会改变作家们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还是有许多作家在体制之外默默写作的，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他们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作品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说目前没有“经典作品”的出现，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人的目标诉求的关系。当代中国作家们，很多依然没有摆脱“左翼”思想的影响，独立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几近丧失。当政治需求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个体创作也置换为主流意识，就很难创作出像《百年孤独》、《尤利西斯》、《寂静的春天》那样的跨时间和跨空间的经典之作。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人文情怀的丧失，也是当今中国很难出现经典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经典的生成一定是需要经典的累积过程的。
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系列环节来完成的。
艾略特曾说过：“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也就是说，经典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就是那些在该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
文学经典作品，不是当下要读，而是还要读的作品。
模仿和表现的作品，只能是一个特定时期文学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