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写小说

国外这些史学家大多经过汉化了，他们取了中国的名字、甚至娶了中国女人做老婆，还有人会用汉语作古诗词，他们知道中国是唯一一直以来，历代官府都专门设立专职记录历史的国度，所以国外这些专家的研究，一般都避开与二十四史雷同的内容，而是利用他们财力以及对资料的整理和搜集能力，尤其是资料的概括和写作能力，写得文采斐然又如水银泻地的縝密，流畅而通俗，这是国外历史学家的最大特点。本篇提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是费正清之后的英美“汉学三杰”。
（一）大历史与微雕写法
一直想不通史学界的专业人士喜欢把史景迁代表作《王氏之死》以及孔飞力代表作《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比作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一样的大历史，其实这些人根本没看懂黄仁宇的大历史，黄仁宇有本很深刻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说黄仁宇写这本万历十五年之前，不仅仅啃透了明史，也研究透了明代的财政史，他选了个时点：“万历十五年”，这个点也就是改革派首辅张居正、中庸稀泥派首辅申时行之间的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不仅是大明由盛到衰，也是中华民族整个历史上的由盛至衰点，然后他找了万历、朱元璋、海瑞、张居正、申时行和李贽这6个自觉得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时间分切点的横切面上，再从6个人物纵向的本身发展，使人物的纵行点与世间的横切面形成一个个结构点，而构筑了大历史，这大历史不是微观推导宏观，而是类似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叫理性预期和价格调整的微观基础，是在你掌握了宏观模型后，再放入微观的变量。
黄仁宇没有直接说明，为何万历十万年不仅是明朝转折点，也是中华历史的转折点，但我想他一定与顾城的观点一致：“明中期以前，我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虽渐有落后，但到明末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祯还孜孜引进西方科技和新知识。大顺军接管整个黄河流域也对社会生产力几乎未造成破坏，且狠狠打击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族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官绅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既定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样子。而清的建立却以全国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稳定后的统治虽被人吹捧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谓盛世期间，中国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越拉越大。”由于这种大历史需要更广泛的前提铺垫，所以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就要逊色很多。
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以及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根本不同，这两个都受法国年鉴派的影响，这倒是见微推宏，一叶知秋，但这一叶不是一片树叶推导整个森林，而是一片森林推导森林面积对臭氧层的影响，或着说用微观的各种材料建计量模型，这材料是民俗、社会、文化、建筑、政治和制度等事无巨细尽可能铺列，然后再建模选择一个引爆的变量，接着你可以用铺陈手法、可以用倒叙甚至插叙等各种写作手法完成你这个计量模型。
（二）孔飞力
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的引爆点就是1768年乾隆盛世的一桩叫魂案，叫魂案最初是发生在长江三角洲边缘的德清地区，指的是人们认为一个人可以利用自受害者身上取得的某种实物，如男人的辫梢与女人的衣襟等来施咒，或是将受害者的名字放在将要打入地下的木桩之上或之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使人的魂与躯体分离，利用它的力量来为施术者谋利，或诅咒受害者身亡。孔飞力就抓住无中生有的叫魂案公众传播的恐怖气氛，然后官员想压下敷衍，被乾隆闻之认为是谋反把戏，勒令各级地方严查，这就先从小民的心态、留言传播，到官府的牢狱，再到官府的突发事件应变机能的考验，比较出皇帝、官、民之间的博弈，也把整个运作体制的背景给铺展开来，还有这种忽如其来的大运动中群体的劣根性，诸如：趁机报复、打击、毁谤.
这就如霍弗社会学经典《狂热分子中》所说：“当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辱，这毫无疑问是群体运动的吸引力之所在——由此我们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结果这场闹剧在民间几乎形成了清代的文革。孔飞力1986年故宫偶尔查询到的一桩清代故事，被其运用了对清代风俗人情制度的背景，从一个惊慌展开，铺设了一段历史，这就是孔飞力给我们史学界留下的惊艳。
孔飞力在本书中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从一桩小小的无中生有的事件中不仅扯开社会横向的联系，使我们俯瞰了事件中的芸芸众生之态，并使我么对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而反思。
（三）史景迁
史景迁最有特色的就是《王氏之死》，写的是山东郯城有一个妇人王氏，在结婚一年后跟情人私逃，半路又被抛弃，结果只好又回到郯城家中，结果丈夫在听到邻居的嘲讽后，在一个雪天里掐死了这女人，梅尔斯的《社会心理学》中说：“事件人格化的问题，如果说伊朗发生死亡三千人的大地震，那么全世界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绝对赶不上在意大利一个忽遭意外的小男孩更牵动人心。这就是因为后者人格化的缘故，我们可以对自己不熟悉的大规模死亡无动于衷，却见不了面前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受到的伤害那样牵动”。其实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之死只是一个铺垫，关于这细节的描写也仅寥寥一头一尾的20页，其主要就是把即情即景的郯城乡土生活场景还原，王氏的故事不过是点睛，王氏之死是本书的升华。如果说孔飞力的《叫魂》是悬念推理小说的由一点发散的手法话，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是平行贴片的蒙太奇。所以最后包括王氏临死之时的高潮，史也没有渲染自己的感情，没有控诉这个社会，只是旁观而冷漠地写下如此美仑美奂的冰冷场景，这就是史学家文笔如小说家的区别：
“王氏脱去了她的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她在自己的小脚上穿上一双红布软底的旧睡鞋。她的内衫是蓝的，她的薄薄的内裤是白的，任等着她睡去。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撒落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