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与杨一辰

旧时，济南老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发源于黑虎泉和趵突泉的河水清澈甘冽，附近的居民都到河里打水吃。据说当时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早晨八点以前不能洗漱洗衣服等，以免污染水质，影响饮用。出了老城墙东门，沿着护城河向北，不远处就是东圩子门。东圩子门外有一个主要以贩卖蔬菜为主的街市，曾经是济南当时最大的蔬菜集市。附近北园郊区，以及周边十里八乡的菜农们每天早晨肩挑车推，把新鲜的时令蔬菜运到这里进行贩卖。除了经销瓜果肉菜，街上还夹杂着一些杂货店，锅饼铺，小饭馆之类的店铺。因为紧挨着大明湖，周围遍布着菜地和池塘，时间久了，人们就管它叫做菜市庄，我家世代就居住在这街市上。据说曾祖父早年是挑着担子，从东郊卧牛山进了济南府闯世界。曾祖父是个木匠，用自己擅长的木工手艺，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木匠铺，后来渐渐演变成了专营寿材，也就是棺材之类的丧葬用品。凭着庄稼人的朴实和勤劳，张家木匠铺慢慢在方圆几十公里内小有了名气，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家境也随之殷实富足。庄户人家有了余粮，想法开始活络起来，脑子里也就有了光宗耀祖奔个前程的念头。只是庄稼人进到城里两眼乌黑，想要光耀门庭，除了读书赶考之类的老套路，别无他途。
于是，寄托着老一辈的殷切期望，祖父自幼便被送进了私塾开蒙求学。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新式教育的兴起，祖父长大后也与时俱进，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创建于1902年10月(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是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府之一，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属于当时山东省第一流的新式学校，著名的早期共产党人王尽美，知名学者季羡林，诗人臧克家等都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求学期间，祖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杨一辰，山东金乡人，思想活跃追求进步，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王尽美等共产党人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只是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祖父一心读书，很少跟着参与其中。因为两人是莫逆之交，在济南举目无亲的杨一辰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祖父同吃同住，共同钻研知识学问。毕业后，他们两人都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职业。杨一辰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任教，后经邓恩铭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济南以教师职业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祖父则来到山东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做了教师，以后又成了教育局的学监。
1929年1月，由于叛徒王复元等人的出卖，山东省委遭到了极大破坏，省委主要同志邓恩铭，何自声，杨一辰等先后被捕入狱。杨一辰被捕后，被关在济南省府前街的日伪警察厅拘留所一间牢房内，同监舍的另外九个人都是犯了大案的江洋大盗，帮会头目等重要案犯。一天晚上，那九个人经过周密策划后实施了越狱。他们合力扒开了监舍的房顶逃了出去，其中一个人对杨一辰说：“兄弟，你待在这里只能是等死，跟我们一块逃命吧。”杨一辰听从了他的话，跟着一起越狱。逃出拘留所后，杨一辰和那伙人跑散了，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警笛声中，他急中生智逃进了大明湖附近的正谊中学里，找到了原来的老校长鞠思敏先生。极富正义感的鞠先生看到昔日的得意弟子蒙难来投，毅然收留并把他藏匿起来，躲过了军警的追捕。第二天，鞠先生在警察局里的熟人关系帮助下，把杨一辰悄悄送出了城门。不料，刚出城不久，杨一辰就被便衣密探给盯上了。情急之下，他疾步如飞左躲右闪，偷偷溜进了张家木匠铺。一进门正好碰到我祖父在店里算账，连忙气喘吁吁地对我祖父说：“子栋，警察在抓我，快救救我。”眼看着同窗挚友陷入了危急时刻，一向胆小怕事的祖父当机立断，马上把这个共党要犯藏进了后院库房的棺材里，接着又把曾祖父叫了出来，把情况告诉了他。不一会儿，几个警察和密探开始上门搜查，曾祖父看见其中有个很熟悉的刘姓片警，就赶紧上前打招呼。刘片警对曾祖父说昨晚城里有人越狱，一个犯人跑到这附近藏了起来，所以要挨家挨户搜查。曾祖父一边陪着笑脸应酬着，一边随手在柜台里拿出几盒好烟送上去，一脸诚恳地应承着一旦发现犯人，立即报官。刘片警原本和曾祖父交情不错，于是顺水推舟，转身和另外几个人嘀咕几句，就带着他们出门走了。警察走后，曾祖父当即嘱咐儿子一定要把他的同学藏好。在我家躲藏了两天，看着风声越来越紧，爷俩商量后决定把杨一辰送出济南。经过一番收拾装扮，祖父带着杨一辰抄近道走野外，尽量避开一个个检查哨，顺利把他护送到了济南城北的泺口，通过亲戚把他送过了黄河。临别时，祖父又把身上仅有的两块现大洋给了杨一辰做盘缠。逃离济南后，杨一辰不敢回金乡老家，直接下了关东，跑到东北老林子里做了伐木工人。另外九个犯人逃出拘留所后，在火车上又被警察抓住，后来都给枪毙了。
在东北老林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杨一辰辗转找到了党组织。在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中，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过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奉天特委书记等重要职务，是当时刘少奇同志在东北主持满洲白区斗争时的得力助手。建国后，杨一辰曾经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城市服务部部长，商业部部长等职务，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因不肯做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彻底平反后被任命为河南省副省长，就在刚刚准备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时，突患脑溢血病于郑州去世。
建国初期，国家处于百废待兴，杨一辰在百忙之中特意来到我家，怀着报答救命之恩的心情，想要为我家做些事情。当时家里的木匠铺经营惨淡每况愈下，只是在勉强维持生计。加上祖父的子女众多，生活颇为艰辛。见此情景，杨一辰马上联系有关部门，把家里的几个已成年子女妥善地安排了工作，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急。临走时又嘱咐基层部门对我家今后的生活多加关照。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担任北京某汽车厂厂长的二姑父因为家庭矛盾导致夫妻感情不和，吵闹着要离婚。祖父得知情况后，马上赶到北京去调解处理，并顺便拜访已担任部长职务的杨一辰。杨一辰了解我祖父的来意后，当即找来了我的二姑父进行劝解说和，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最终使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二姑濒临破裂的家庭得以破镜重圆。
七十年代末，含冤入狱的杨一辰彻底得到了平反昭雪后，最后一次来到我家并小住了三天。记得那是抵家后的当天晚上，杨爷爷和我祖父坐在葡萄架下的矮桌旁，边喝酒边谈古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