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集体理性”的大地

中国的“大师”不断的产生，不断地倒下。从严新到李一，前仆后继，源源不断。为什么？简单归结为上当受骗，未免太幼稚。
不是因为“大师”的存在产生上当受骗，而是上当受骗的需要催生了“大师”。本来没有大师，但人们需要大师。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理，“大师”就被“制造”出来了。“被大师”被玩腻了，上当受骗就产生了。“被大师”在骗自己，自以为就是“大师”；追风者在骗自己，他就是自己追捧的“大师”。大家都在自己骗自己，也相互欺骗。只不过，“被大师”及其吹喇叭抬轿子的（主要是名人媒体）在自欺、互欺的过程中更自觉、更主动，而追风的朝拜者多数是不自觉的、甚至是潜意识的、被动的。
想当大师的人太多，没有大师就活不下去的人也太多，双方一拍即合，你情我愿，卿卿我我。“止痒期”有长有短，如此而已。君不见，遍地“粉丝：漫天“追风”，这就是产生“大师”的肥沃土壤。可怕的其实不是这种“被大师”，而是产生这种“大师”的肥沃土壤。
在这片土壤里，饱含许多无主的灵魂。他们渴望引领，乞求皈依，没有顶礼膜拜，他们就不会照顾自己。“造神”“造大师”是他们“无主灵魂”的狂热需要，拜“神”、拜“大师”是他们无主灵魂的迫切寄托。各种“推手”看准了这种商机，形形色色的“大师”、“神仙”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各种“大师”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有人十分精辟指出，这是“中国人科学精神不及格”。科学精神追求理性的诉求，而中国现阶段四处充斥着情绪的宣泄。到处飘荡着无主的灵魂。轰隆隆，铺天盖地的追风；哗啦啦，群情激奋的讨伐。就是不见理性思辨的踪影。追风成为时尚，时尚因为追风。无主的灵魂在寻找依附。从服装饰品到娱乐明星，从商品市场到金融股市，从文化名人到官场权臣，闻风而动，追风不止。追风过后是讨伐，讨伐过后又追风。最奇怪的是讨伐本身也成为追风，而不是理性的检讨和思辨。
李一当初何等风光无限，转瞬就是四面楚歌。轰然倒下也十分奇怪，仅仅是一个知情者的举报。先有“定罪”：淫乱、骗子、“伪大师”，然后在批判中调查，在讨伐中取证。骗财、骗色总得原告、苦主，被告也有待法院定性定罪。什么都不清楚，就闻风而动，大批特批。最锐利的武器是色情，几乎可以挑动每一个人的神经。“大师”的理论学说没有一个人去过问。谁也不知道它荒谬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它如何迷惑了那么多人。一场大批判运动，只有“批倒”了“大师”的快感，幸福了无数人。情绪宣泄完了，其中许多人还要忙着去造新的“大师”，拜自己的神，追自己的风。理智被愚弄，认识在原地踏步。
徒弟打人，郭德纲袒护，一夜之间，一顶“三俗”的帽子扣在了头上。接着就是封杀和追风式的讨伐。文艺界反“三俗”的伟大斗争，从一个小青年打架揭开序幕，到郭德纲勾引女观众结束。这就是文艺界的“三俗”？批判郭德纲“三俗”，没有见到一篇文章从艺术上进行批判。至今为止，不知道他的哪一个作品是“三俗”，哪一些表演是“三俗”，为什么是“三俗”。除了人身攻击的攻击辱骂、江湖恩怨，还剩下了什么？郭德纲可以被打倒，如果打倒郭德纲以后，我们连相声表演的“三俗”是什么都不知道，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满街人声势浩大的打老鼠，结果连老鼠是什么都不知道。唯一能得出的结论：“三俗”就是郭德纲，郭德纲就是“三俗”。情绪的诉求是得到了满足，理性的尊严却受到了践踏。没有打倒郭德纲的相声艺术，打倒的却是打倒者自己。
谁有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真理；粉丝的多少，决定是非标准。情绪操控理性，屁股决定脑袋。这片土壤里蕴含的悲哀，绝不是李一、郭德纲个人的悲哀。
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有矛盾冲突，也有宽容和理解。应该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不应是你死我活，血战到底。现在却有人鼓吹一元化，对不同意见者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文革遗风悄然又起，有人甚至公然鼓吹文化大革命好，怀念“十年浩劫”。理性缺失、情绪虚热。
情绪的批判虽然轰轰烈烈，但苍白无力，有时甚至显得邪恶。就算被批者该批，定性总得有依据，定罪总得有“衙门”，批判总得讲道理。制造“伪大师”的最大幕后推手是谁？贩卖、推广“三俗”的最大贩子是谁？稍有理性的人都心知肚明。如今，他们又高举批判大旗，无主的灵魂又跟着冲锋陷阵，到底是在讽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