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批评余华（六）

读者的消费热情异常涌动，往往是一种被鼓动被误导的结果。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或者说，他想让读者从中得到什么认同什么，这是区分纯文学与受工业化行为所操纵的畅销书的一个界限。如若一部畅销书想获得成功，他的作者必须绞尽脑汁去搜索大众的兴奋点，罗列奇闻艳史，去捕猎和激活潜藏在大众意识中的那些低层次的世俗的欲望神经。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是恰恰在价值观念上力图摆脱一种媚俗的状态，推崇一种通过陌生化手法而达成的怀疑立场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华的《兄弟》与纯文学无关，与先锋更是无缘。

严格地说，《兄弟》在话语范式上是段子式的，尤其是下部，更是如此。我们在作品中可以多次看到，刘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被李光头的肆意嘲弄，甚至李光头一次次扬言：“我要把你揍出劳动人民的本色来”。在这里，作者认同的是什么？他的文化立场何在？就文本而言，小说所显示的是余华作品的一贯作风，崇尚暴力和非理性，是他始终不渝发追求。不仅仅是《兄弟》，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相当显豁地表露出一种反智主义倾向。这种反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小说中善与恶、好与坏的较量，往往以恶的一方占优先地位。小说写作从宽广的人性开采回到简单的伦理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无能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作者缺乏健康的人格、严肃的写作态度、自觉的文化追求以及自我超越的能力。

这种崇尚武力，渲染痛苦的写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尼采所提倡的“酒性精神”。这种“酒性精神”崇拜少数“强有力者”，赋予人以“光辉的兽性”和“征服的本能”。正如哲学家罗素所批评的那样，“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有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影响。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征候，这疾病在现代社会里一定流行得很。”①在笔者看来，这“疾病”在余华作品中相当流行，而且病得不轻。说到底，这种“疾病”根源于作者的文化人格。余华正是那种狂暴的“酒性精神”热烈崇拜者，他前期的小说，在叙述语调上冷漠、甚或冷酷到了极至，他总是带着发泄的快意去描写人物的生活惨状和死亡的恐怖。从他的小说，我们很难看到温情的默默涌动和悲悯胸怀的敞亮，文学所应具备的精神高度更是无从谈起。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作者灵魂的阴暗、冷漠、病态，甚至兽性。余华的小说几乎是一种兽性人格的文本表征或者是在一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的使然。从接受美学上看，我以为，这样的作品除了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的刺激和暴力欲望发泄，其他的几乎是什么也没有。

倘若一部文学作品没有为读者提供一种健康积极的精神和心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都会失去价值。因为，在笔者看来，对一部小说而言，健康的精神和心灵乃是文学的底线。

注释：

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版，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