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茶闲话乱翻书：和旅人一起读野史（之二十二）

宋代的蔡襄在任福州太守时，其好大喜功，为粉饰太平，在元宵节这一天下令每户要点灯七盏，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有个叫陈烈的人，就故意做了一只一丈多高的大灯，上面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襄见了，下令罢灯。
——出自清代宋长白《柳亭诗话》

旅人闲话：
在正史记载中，作为“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为人忠厚、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艺高深，想不到这样一个口碑不错的官员，也好大喜功，元宵节下令要求每户要点灯七盏。也正如那个陈烈所表达的，别说七盏灯，就连一盏灯，也足以令贫家“父子相对哭”（据说当时制作这种七盏灯要花去一般人家一个月的口粮），当陈烈在大灯笼上写着打油诗向蔡襄表示抗议时，我突然想到现在的拉横幅上访（不知道是不是起源于此），幸好蔡襄毕竟还不算一个纯粹的政客，骨子里多少还有点文人的忠厚，见此后“下令罢灯”，而不是固持已见、勃然大怒、或派人秘密调查后将这个陈烈找个罪名安起来。这场民意对官府的抗议，以官府的主动退缩而告终，也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封建官僚的知错能改、闻过则纠。
从抗议方式上来说，和现在动不动就裸体抗议的吸引眼球、暴力抗议的怒血喷张、集体上访的声势浩大等相比，陈烈这种以一首虽简短却用意鲜明的打油诗，直接敲打在蔡襄的内心深处，不仅比现在常见的简单直白的“强烈抗议某某某”等语言文字要有效的多，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淡雅、一个国度的儒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好大喜功，历来是国人尤其是官方的一大通病，总想将很多事情办成最盛大的、最成功的、最精彩的等等，有时候你感觉他好像有点亢奋，就像一只公鸡似的，总想炫耀自己的“大红衣冠花外衣”。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坏的，甚至可以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正如汉代政治家王充在《论衡》里所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也就是说，只有站在屋下的人，才知道房屋是否漏雨；只有身处社会底层的人，才知道当政者的缺失在哪里。因此，官方的关乎底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总得多听听底层群众的声音。
因而，下面一个典故更值得参考：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宋时，洛阳的牡丹花天下闻名，每当牡丹花开时，太守都要举行万花会，而扬州产芍药，蔡京担任扬州太守时，也模仿洛阳举行万花会，以后年年都沿习举行，人们都认为是一件坏事。元佑七年，苏轼担任扬州太守，正赶上花开时节，官吏们都说举行万花会是旧例，但苏轼听了民间议论后，决定不再举行。
或许，这也是苏轼更受民间爱戴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