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记忆

川南一带的土改动动是1952年秋天开始的。
其时，我才12岁，在叔父所在的古宋县观音寺街村的莲花小学读五年级，因为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语文基础好，乡下来的娃娃不调皮，有很有礼貌，深得老师的喜欢。莲花是古宋县土改的试点乡。派到街村和附近白塔、林园三个村的土改工作队长姓魏名缺德（实际不是这个名字，因为他左得出奇，干了许多坏事，人们给他取了缺德的外号）。叔父时任街村村长，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我住在叔父家里，也参加了儿童团便跟着街上的一群孩子去抄地主的家，去找地主家的金银财宝，但我从来不动手。街村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大多是做生意的小商小贩，王氏家族有百多石田租在乡下，有十多个铺面做布匹糖果生意，算是头号的大地主，另外有两家在乡下租田种，在街上开了油房、染房被划成经营地主。土改开始时魏队长就把街村最贫穷的几个无业游民，经常抓拿骗吃的混混如罗癞子，张缺子等组成打狗队（把地主连同他们的子女都当成狗，随叫随到，任意打整），成立农会，最穷的伍少龙一字不识，居然当上了农会主席，罗二马当上了民兵队长，魏队长组建起了一支可靠的基本阶级力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地主富农农和地方上有号召力的头面人物都集中关押起来一个个拉出去批斗，插着标牌亮出身份由民兵押着游乡示众，以杀封建地主的威风。那个被打成经营地主的曾祥云自己家没有一分地，给城里的杨百石佃租田土30石，因为和别人合伙开了油房，癞子为首的儿童团和民兵把他的草房抄个底朝天，以为经营地主就是有很多金子银子，又打又吊结果找不出一丝一毫的金银，结果这个老实巴交的撞游匠一气之下上吊而亡。村上在大庙门外开贫下中农大会，把20多个地主老财押去，跪成一排把红契顶在头上，没有红契的就顶张草纸，里面两排干将拿着竹杠木棒，地主老财跪着进去经过两排人道中间时，只见棍棒此起彼落如暴风骤雨般打在地主分子的身上，有几个体弱的当场就被打昏，趴在地上，还要被踏上一只脚。一个个把顶着的红契放到铁锅里烧掉，那熊熊的火焰夹杂着乌烟瘴气，飘上了阴沉沉的天空，后来听说有两个在交红契时吃了杀威棒的回家去没几天就死了，就这样把地主老财的土地变成了共产，然后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魏队长还利用罗癞子一档混混去抄街背后当国乡长的地主白奇隆的老婆，说着老婆子是一贯道，散布反攻倒算的言论，罗癞子除了用火麻去掺，最不人道的是把抓来的活泥鳅，塞到老婆子的裤裆里，裤脚又被扎着，滑溜溜的泥鳅要往女人的那地方窜，弄得她惊恐万分，连她未成年的女儿也遭到这种非人性的酷待。记得村上有两个从朝鲜转业回来的志愿军有一个姓熊，看到魏缺德不按政策办，另搞一套就给提意见：说他们在东北看地方搞土改和风细雨，不打人，不欺辱地主子女。为队长不但不接受意见，还给他们扣上破坏土改的罪名，叫民兵把两个退伍军人捆起来交农会斗争，后来那个姓熊弄去劳动改造时中毒身亡。魏缺德因为太过火，土改后期就被调走了，以后听说他家是城里的破产地主，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干出一些大大出格的举动。
到冬天我的老家也开始了土改运动。第一阶段是宣传动员成立农协然后是划走成分。贫顾农当然是响当当的依靠对象，其次是中农小土出租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的对象。我家有十石田土是祖上传下来的，还租种了二十石田土，父亲在地方上当过“公事”，抗战时期当过乡队长（管地方武装的）在蒲姓族人中有一定威望。家里的田土平时有位舅公长期住在家中，农忙时请些零工。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在地方上有一定号召力，加之又不完全会务农，所以土改队就划定我家成分是小地主。我家的老屋虽然是瓦房，但已年久失修，风山墙上的石灰已经脱落，牛棚猪圈是草房，家庭成员只有祖母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再就是十三岁的我。地主的家产管钱的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剩下的都是些不管钱的破破滥滥。土改的第二阶段地主要交“红契”，我家是自耕土地又设“红契”，父亲被抓去没“红契”交，头上顶张白纸，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顿打，被叔伯背他回家，睡着不能动，我只好休学回家照顾父亲。
52年的那个寒冬是我记忆最深最深的，也是一生中最为难忘的。祖母和我们四姐妹，最小只有三岁，带着被打残的父亲，被撵搬到离老家三里地的高坡上，是一厢在半坡上有天井的草屋，其实那里的主人也姓蒲也是被打成地主，被撵到了川滇路边上去了，那时我真的很不理解，我们家仅仅只有祖业留下的十石租，划成了地主，后来分得的土地约有十五石，还赚了五石；撵去住的地方虽然是草房，但曾经也是地主住的，还是不太破滥。因为年纪小，不懂政策，更不知道改朝换代政治斗争的残酷，总觉得这都是父亲参加国民党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我辍学了，回到家中，面对那样恶劣的环境，只有把腰杆挺起来。这年冬天，我们一家六口人，几乎全是靠红苕煮汤过日子，偶尔也有不怕事的亲戚送我们些玉米，在莲花小镇上的幺叔，也给我们送来一些米肉等食品。祖母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完完全全把家里的事担当起来，我们未成年的几兄妹，都是在祖母的照顾下活出来的。
1953年的春天，父亲的伤好了些勉强能做些农活，我那时已十四岁了，山上的耕作还可做一些，田里的犁耙就不行，于是，我就到亲房伯叔家，给他们放牛做山上的活，换主要劳力给我犁田耙田，播种栽秧打谷。在家里干了整整一年的农活，个子不大的我和三个年龄很小的妹妹，就一背被太阳一背雨，挖土扒山，春种夏耘，看牛割草，被农活磨得像一只只瘦猴子，祖母变成了一位枯瘦的老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操劳，做菜园，打柴找猪草，做饭，给孙子们浆洗缝补，她真是一位伟大的祖母。父亲也努力学干农活。我干完了农活就一个人登在家后面的山顶上，遥望北面的山岭，多么想回到学校，多么想读书，14岁的我，开始有一种迷迷糊糊的意识：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面对目前的处境要想改变现状非常困难1954年春天幺叔伸出了援助的手，于是回到莲花山小学复学读六年级，吃了那么多苦，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发奋读书，勤快劳动，在家里在学校都表现得很好，通条街的老人们都称赞我是个文明礼貌规规矩矩的好孩子。54年的秋天小学毕业，到古宋中学参加升学试，以优异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