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虚掩的门

从小城繁华的大街折进宁静的小巷，古城墙绵长的身影，引领我缓步前行。这座千年的城垣，在澧水北岸静静的矗立，斑驳的墙体，镌满了岁月的沧桑。
城墙的对面多是老旧的民居，几经修葺，泛出了新貌。走过几间错落的小楼，近到一处凹陷的住处。一棵不知名的大树耸入云天，张开博大的怀抱，把一间旧居掩藏在致密的绿盖之下。破漏的屋顶，倾斜的墙垣，仿佛在诉说一段古旧的往事。人去楼空，物是人非，若不是那扇熟悉的门楣，我几乎和老屋难以相认。
这是祖母的故居。从我记事起，她便住在这里。三十年代和祖父从江西逃难到湘北，便扎下了根。祖父在五十年代积劳成疾，撒手而去，祖母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她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小城的老辈们，无人不知，只是他们大多已不在人世。我们这辈众多的堂表兄弟姊妹，除了我和哥哥，几乎都是祖母养大的。真难以想象，那样贫瘠的年代，仅靠着这间低矮老屋的庇佑，祖母瘦弱的身骨，是怎样将成群的儿孙哺养成人的。
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在懵懂的年月，一直以为祖母没有带过我，意识里对她比较生分。每次去祖母家里，总是不太情愿，感到自己是个外人，这个阴影，直伴我到少年。稍大，听长辈们说起，我出生后，祖母育我到一岁，因为家里孩子实在太多，顾不过来，那时外婆手头空闲，才商量把我送去的。然而，没有长期在一起生活，那份亲情，在稚嫩的心底，总觉得不如外婆浓稠。
记忆中祖母的屋子，是狭小而整洁的。门前一小块地坪，偏角有一眼地漏，上面是青石镂刻的盖子，用来沥水。西厢是一间灶房，后来因为人口增加，在东厢又另修了一间，这样，原本局促的前庭，愈发显得捉襟见肘了。然而，即便如此，丝毫没有捆住祖母布满老茧的手。在拥挤不堪的院子里，她竟然还能从容的养上几只母鸡，在城里头，这是不常见的。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她，大约是感到剩菜剩饭弃了可惜，又或是为偶尔可得几枚温热的鸡蛋而感到欣慰吧。后来，等儿孙们一个个都出去了，老母鸡又成了她解闷的伴儿。还记得，祖母端坐在堂屋的木椅上，朝着门外的鸡嚷嚷，不准它们踱进屋来，其实，那会儿，母鸡们正在太阳地里打着盹，没有招惹她。祖母这样使唤，大概是身边没有一群可供她唠叨的儿孙了。温顺的鸡，是她晚年用一辈子也改不掉的江西口音交谈的孩子。
小学不久，我就随父母离开了老家，来到现在居住的城市。每逢假期，回去探望，祖母总是欢喜异常。人还没进屋，她早已起身，进到灶房忙碌去了。堂屋的窗子和灶房是相通的，能够望见她的背影。那时候，祖母已经年近八旬，身板却矫健得很。她麻利地朝沸开的锅里打落几个鸡蛋，刨花熏燃的火苗在锅底愉快的窜动，不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荷包蛋就端了上来。不容我推辞，祖母要看到我连汤都喝完，才肯罢休。她打的荷包蛋，不老不嫩，滑润可口，自然是讲究了火候的，只是我从来就没有见她自己享用过。祖母在世的好多年，对我这样的境遇，从来不曾更改。
高中，父亲把我转回老家的学校。在那一段时间，我才真正和祖母亲近。我平常住在学校对面的外公家里，而祖母总是盼我常去。每每去了，她定会要多做几样菜，留我住下。走的时候，常要送出老远，殷殷的嘱咐常来。那时候，祖母的身边只剩下堂弟非亚，那是她带大的最后一个孙儿。每每我们打闹，祖母总是叨念他的不是，生怕我受了委屈。或许，她是对没有把我带大心存亏欠，总在能抚慰的时候多一些偏袒。
那时，每晚要到校晚自习。因为外公家近，一般每周只有一两次去祖母家，而且多半是在深夜。去的每个夜里，淌过昏暗的街灯，近到佝偻的老屋，隐约的灯光从虚掩的门缝里筛出，我知道，那是祖母殷切的等候。轻轻地推开房门，她总是静坐在那张铺满棉垫的木椅上，或是和衣靠在老旧的床头，没有一回是眠去了的。从学校到祖母家，大约要步行半个小时，有时候说好了去的，一懒惰，就忘了。有一次，硬朗的祖母受了风寒，后来才从堂弟口里得知，是寒冬里彻夜的等候，让年高的祖母受了凉。那一刻，我才知晓，每一个失信的夜晚，那扇半掩的门，总是为我长久地敞开，期盼和担忧的灯光，总在每个长夜里静静地流泻。
祖母一生艰苦，一生劳作，生活的凄风苦雨，成就了她一副坚韧的身板，一辈子没有生过大病，晚辈们都坚信她能活过百岁。然而，天有不测，年逾九十的祖母，意外中不幸折了腿，生活再也不能自理了。虽有儿孙和保姆的伺奉，她总是疚心给晚辈带来了负担。在九十三岁的高寿，祖母就像一盏燃尽了松油的灯，经历了三个朝代的风雨，耗尽了毕生的养分，渐渐的苍白下去，再也无力照耀她那满堂的儿孙。
几代人从老屋走出来，如点点星辰，散落在生活的天空。祖母走了之后，老屋无人居住和修缮，时隔多年，早已破败不堪。在寸土如金的城市，老屋至今仍旧遗留在这一处偏隅，是一份值得庆幸的奇迹。那扇门，就象一双慈祥的眼睛，张望着远归的游子，倾听着熟悉的步点，无声地诉说着深厚的叮咛，默念着无尽的牵挂。

20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