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北京

上班的路上，我突然想起关于北京的往事来。那些往事沉淀在心底好多年了，说出来有些酸涩。时过境迁，当时的笑话不再是笑话，说出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80后，经历的是中国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这几十年的农村，才是最中国的部分。有幸的是，我们身在其中。不幸的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身上那些酸涩的往事，何尝不是大时代转型的必然。
一
“我去过北京。”1995年，小学二年级的我在课堂上高举双手如此回答时，换来的是哄堂大笑，魏老师带头笑，笑的前俯后仰。我在瞬间羞红了脸，嘟囔着解释：“俺是说俺姥娘去过北京，俺三舅在北京当兵……”
那是上午的第二节课，下课后所有的教师像往常一样聚在办公室门口晒太阳，我远远地看见魏老师向所有老师介绍我可笑的事迹，所有人，包括我父亲在内，指指点点的看着我笑。我飞也似的上完厕所，在同学们毫不遮掩的嘲讽中跑回教室，头趴在桌子上羞得无地自容。
关于我竟然自称“去过北京”的笑话贯穿了我剩余的小学生涯。每当与我打架或吵架的对方陷入下风时，这个大杀器就会被抛出来。
“嗨，你这样的还去过北京？”
我依然瞬间面目通红，不知道往哪里躲藏。魏老师见了我，不论我父亲是否在场，都会眯缝着眼睛笑：“怎么，去过北京了？”这种话题甚至会在我家的饭局上提起来，老师们喝的脸红脖子粗，一片喧闹中说出这样的笑料，倒成了不褪色的谈资。
印象里我父亲没有关于这个笑料发表过意见，大约是说过安慰和鼓励的话的，但是我只记得当时的羞耻。
笑话戛然而止。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表哥带着他的父亲，我的父亲和我到了北京。在那之前，我甚至很少到过县城。我穿着母亲请村里小裁缝赶制的的确良衬衫，跟着他们挤上到济南的长途大巴，转火车到了北京。
关于那次北京之行，我记得的东西不多，一是天很热，二是济南的傍晚小桥下买荔枝的女人，再就是北京的荷花。对了，还有我在北京的动物园背对着铁笼子拍照的时候，一匹斑马偷偷咬住了我的衣摆，我一怕，就用方言喊了一声：“哎呦，它咬俺。”周围的观众都笑，我的表哥忙不迭的用普通话解释：“乡下孩子，乡下孩子……”
父亲清晰的记得那次北京之行，因为那也是他的第一次远行。我谈到这一段的时候，父亲说那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了，咱们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赶上装修，没去成。
那之后，将我去过北京当做笑话的就不再有了。不过风波却依然没有断过，因为我又去了一次北京。
二
2001年，高一的第一个暑假，我不顾母亲的坚决强烈反对，揣着父亲给的五十块钱，跟表哥和另一个小一辈的女孩儿去了北京。仍然是投奔北航的表哥，那是他已经成为专业导游，靠一口几乎乱真的美式英语专门忽悠外国人的钱。
关于这次北京之行我依然没有什么印象，导游表哥的上一个女朋友带我们去了颐和园，那天我穿着借来的人造革凉鞋，穿着借来的牛仔裤，穿着借来的白色衬衫，头发有些长，身材还很健美，就那么潇洒的在颐和园的柳树下与大家合影。我经常拿出那些照片来翻翻，那上面有我第一次的爱慕虚荣，我知道了原来母亲做的鞋是那么的拿不出门。
真正有意思的是乡民的反应。
那个时候的乡村，任何一种远行，不管何种目的的远行都会被老少爷们视作折腾。大家都在地里刨食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除了那些做小买卖的，每次都去赶集都会被视作不过日子的败家玩意儿，何况几个孩子要去北京，竟然还是“旅游”。哎呦，这家人是多么有钱噢。
一时间，整个村子以及周边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几个孩子要去北京的笑话。前前后后大概有半个多月，只要走在路上，背后就会有人指指点点，说：“喏，就是人家要去北京。”
“嗤……”
这消息也传到了北京。导游表哥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小辈女孩儿：“你非要来北京，连累的他俩都挨骂。”他们两个把身上带的钱都交给了导游表哥，让他统一安排。然后对我说：“你家里没钱，就算了。”
我哪能受得了这种说辞，马上扭着头，通红着脸拿出了蜷在裤兜里的五十块钱，扔到了导游表哥的一堆衣物上。这五十块钱还是回到了我的裤兜里。不过，同行的另一位表哥恍然大悟了：“你爹就给了你五十块钱！”
那次从北京回来后，到我们村卖桃子的三姨夫来我家吃饭，一边啃着母亲做的蒸饼一边郑重的告诉我：“村里说什么的都有，以后你出息了，人家会说你从小就见过世面。你要是不好好读书，早早的卖力气，人家就说你从小就是个笑话。”
这句话我记得真清楚啊！
三
现在，去北京真的不算是什么了。遇上紧急工作，一早出发，奔波半个京城，下午下班的时候就能返回济南的小家。速度和效率，深深的入侵了原本缓慢的日常生活，冲破了那些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乡村生活经验。
我已经脱离农村很久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会遇见很多我不认识或者不认识我的乡民，尤其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更是需要悄悄的询问自己的父母：“这是谁啊？”一如当年我躲在父母的背后询问那些跳出农门的人那样。
我从小不像个农村孩子。父母传给我的基因还算优秀，皮肤比较白净，即便是晒黑了，在屋里捂上半个月就重新白回来。手上难得的磨上一点儿茧子，过不了一个月也会褪下来。当年，我大姑不止一次的摸着我的手说：“看看这个孩子的手吧，就不是一个下大力的人。”其实，力气是要下的，不然谁会白给你饭吃呢？只是不下在土地上，不下在头或锄头上罢了。
当每日劳作在案头，腰酸背痛之际抚摸日渐后延的发际线时，我常常想起96岁高龄安然去世的姥爷的话：“好好读书，将来换煎饼吃。”他在用最基本的果腹的要求教育我如何做人和做事。
在冥想一般的现实生活里，我常常会想起当年的那些北京往事。想起我在绿皮车的厕所旁边一本正经的写散文的日子，那穿越了煤烟气息的身影，夹杂着跳跃的孩子的笑声，在我的梦里时常浮现。
去北京，是一个满是农村生活经验的孩子猛然跳出群山，骤然被扔进大海之中一般的断崖式体验。在尚未长大的时代，在农村的封闭尾巴时期，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愉悦的个人体验，也没有多少可以炫耀的谈资。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