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金娥

我们这里在乡亲间的称呼上，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称男子则名字加辈分，称未婚女子亦是，称已婚女子则夫名加女方辈分。
北院的宅姥娘大名关金娥，因她皮肤洁白，有人叫她白娥，乡亲和本家辈分比她大的或遂系平辈但年龄比宅大的，都略称她叫娥。母亲告诉我，宅姥娘比她小两岁，属牛的。据此说来，金娥应生于1925年，如果现在还活着，该是84岁了。
关金娥中等个头，身材魁梧，脸盘白而大，头发密而黑，口稍大，双唇微厚而丰满，与人交谈，未语先笑，说到动情处，肆意哈哈大笑，豪无顾忌。宅姥爷的母亲是她的亲姨娘，早年去世，留下了三个儿子。宅姥爷是老大，结婚不久，妻就死了。金娥的母亲惦记三个外甥无人照料，就把女儿嫁了过去，所以，她本来叫宅姥爷表哥，现在成了姨表亲。1945年征兵，宅姥爷和他二弟二小姥爷兄弟俩双双入伍，都随刘邓大军南下了，家里就剩下了一个腿残公公，一个眼残叔叔，一个年幼的小表弟——现在应该说是小叔子了，和金娥四口人，家务重担就落在了她一人身上。金娥外事农活，内操家务，还得到县里跑军属抚恤金。三小叔子成人长大，该成家了，金娥把家里原有的几间旧土坯房拆了，翻盖成砖房。小叔子婚后，就和她分家了。金娥把新房分给他，自己搬到另一处旧院子。我那时还小，不知道她是怎么忙的，怎么过的，在街里遇到她和人说话时，照样还是哈哈哈地大笑着。不知是因为要解除疲劳，还是要打发寂寞，她染上了吸烟的习惯。在我一个少年人心中，妇女吸烟，不正经。但是，没听大人们说她不正经，世间长了也就释然了。全国解放后，宅姥爷和二小姥爷都复员回来了，宅姥爷完好无损，二小姥爷的两条胳膊都打残了。入了农业社，宅姥爷就心安理得的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起了一名社员。二小姥爷却凭着两条伸不展的胳膊，白天劳动，晚上到打麦场上教民兵们练拼刺刀。社员们和他开玩笑，都呼他为‘老排长’，他就咧开嘴笑。有人给他提亲了，金娥又把自己占的旧房翻盖成新的。二小姥爷过了事，也给嫂子分开了。挨着原来的旧家，宅姥爷又要了一块不大的宅基地，盖了三间北房，西头是里间，存物；东头两间有梁，是大屋，他们夫妻二人占；三间西房，北头一间是厨房，南头两间有梁，大屋，常驻下乡干部。街门口向南，开在东南角，穿过二小姥爷的院子向街里走。小院不大，却经常打扫的干干净净。
金娥一生生了几个孩子，我不知道，只听大人们说：“娥的孩子又殁了。”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只有一个女儿叫连君，我叫她姨，实际比我还小个两三岁，大了以后，嫁到邻村了。
大概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放了学，我们几个孩子带伴儿回家，走到街里，听人说，一个相面的在凤印家给人相面。我们几个就背着书包，匆匆忙忙向凤印家跑去看热闹，人圈儿里坐着个高个儿老头儿，蓄着长须，正在做自我介绍：“我是柏乡县三里舖的人，姓张，人们都叫我张半仙，相不准不要钱，哈哈一笑。”这时，蹲在旁边的金娥笑吟吟地说：“先生，给我看看，你看我有几个儿子！”别的人也帮着说“你看她有几个儿子，儿子都干什么？”那老头儿指着娥说：“你有两儿两女，一个儿子在外边工作，一个儿子在家里。”金娥听完，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她一边撩起衣襟擦笑出的眼泪，一边说：“先生相得真准，我一个儿子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一个儿子在农业社参加劳动！”她的话，逗得周围的人一片哄笑。我觉得老头儿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意思，就回家去了。
连君姨出嫁后，二老清净无事。宅姥爷不善言谈，人们在一起闲聊，他也只是含笑而已。宅姥娘却不耐寂寞，爱给人管媒。我外祖家是个大家族，分南院，北院，东院，西院，二十多户人家，一百余口人。哪家的儿子大了，她就跑来跑去给说媳妇，哪家的女儿大了，她又跑来跑去给找婆家。我受‘三姑六婆不是正经货’的影响，就批评了她，劝她别当媒人。她也不恼，笑吟吟地说：“傻孩子，农村不比城市，不比工厂，不比单位，这村和那村的人互不认识，本村又是一个大家族，不能成亲，没人介绍，怎么和别村的人自由结婚？你真是个小书呆子。”
在那个年代，农村没有自来水，吃水靠在自家院里挖井。谁家挖井，谁家盖房，不用你叫，金娥早早就跑过去了。她蒸馍擀面，烧水炒菜，锅台上的活那麻利劲儿，前后院无不夸奖的。这样一个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日子应该过得很富裕了，但她夫妻俩都患有难治之症——宅姥爷是脑贫血，她是心脏病。两人倒换着生病，家里的钱花完了，病也就好了。紧干慢干有了钱，病又开始闹了。她叫着我的小名说：“老亮，老亮，你看我和你姥爷的脏命碜命，几时才能过好啊。”我无言以对，当然，她也不是在问答案。
宅姥爷非常喜欢我，每年过了春节，不管你哪一天去他家玩，好吃的东西总还给我留着。这时，金娥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说：“你不来，放在咸肉里的羊肝，你姥爷谁也不让动，你连君姨来拜年他也不让动”。宅姥爷也不说话，只是坐在一边憨笑。
1966年春闹地震，高邑县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俗说的‘四清运动’，社员们都在外边搭窝棚睡，为了安全，我晚上领民兵巡逻，白天开会，熬得特瞌睡。一天中午回去吃饭，姥姥还没做熟，我躺在窝棚里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料峭的春寒把我冻醒了。坐起来想走，两条腿都不听使唤，腿盘疼痛。我就用两手按住腿盘揉，揉了一阵子，右腿不痛了，但左腿还是痛，从那以后，小时候左胯生的疮又复发了，卧床起。‘文革’又起，医院也没人看病。姥姥岁数大了，侍候不了我，没办法，我和姥姥回柏乡县白楼老家暂养。临走，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们让我和金娥商量商量，让她出任支部书记。她说有心脏病，推掉了。
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只听说红卫兵闹得凶，它们要揪斗原支书的女儿。支书的女儿躲到宅姥爷家里，金娥让她从东墙上爬过去，到了宅姥爷堂妹婆家，转移走了。红卫兵头子是个好打架斗殴的泼皮无赖，也不和金娥打招呼，领着几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去找人。他们向家里走，金娥叼着烟向街里走。当他们没找到人，刚从家里出来时，金娥从外边回来了，问他们干什么来了。他们说找人，问他们找到了吗？他们说没有。金娥说没有你们就这样走吗，我还有事。她揭开炕席找了找，说没了二百元钱，立时变了脸色，拽住红卫兵头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