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的怀念

又是一个九九重阳节。走进超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粽子，看着买粽子的人络绎不绝，突然怀念起故乡的粽子来。老妈裹的粽子最好吃。
故乡吃粽子的渊源与屈原无关，因为原来端午节根本没有裹粽子的习俗，只有到了过年，每家每户凡是有条件的才会张罗着这一盛事。
为什么说过年裹粽子是故乡的一大盛事呢？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过年裹粽子一直被视为是富裕人家的象征，是富裕人家的专利。因为裹粽子的主料是糯米，糯米是需要化钱买的，这对本身衣食堪忧的农家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是万万做不到的。
虽然那个年代故乡很穷，很苦，揭不开锅的人家比比皆是，但是，邻里的关系非常融洽和睦。只要有那家张罗着裹粽子，左邻右舍闻讯而动，及乐意帮忙。于是，裹粽子的场面熙熙攘攘，好一派喜洋洋景象。
过年吃粽子是有讲究的。一般大年三十下午裹好粽子，大年三十夜晚煮熟粽子。正月初一早上，两样东西缺一不可——吃粽子和玉米羹。“粽”，与“种”谐音；“羹”，与“耕”谐音。意为新年伊始，又要忙于耕种了，勤劳的付出，期望有好的收成。正月初二，是个拜年的日子，晚辈向外公外婆拜年，向舅舅拜年，拜年所用的礼物就是一篮粽子，条件允许的，则外加一碗肉冻。
粽子拜年，既是传承了中华民族敬孝的美德，并付诸于行动，又是传递了人世间温馨美好的愿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故乡的粽子文化。
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的光景不错，年年过年裹粽子，一做就是满满两大筐。裹粽子所需的糯米、粽叶、棕榈巾，是父亲买的，是父亲买掉了家里辛苦一年饲养大出栏的生猪换来的。不过，粽叶和棕榈巾是可以重复使用多次，不必每年非得买。裹粽子所需的馅是用赤豆做的，千篇一律，多年未变，而赤豆是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的。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老妈首先浸泡好糯米，煮熟粽叶、棕榈巾及赤豆，并将煮熟的赤豆捣烂，搓捏成一个个像鸡蛋那么大小的红色的椭圆形馅子，整整整齐齐地排在米筛里等待主人的采用。下午开始裹粽子，场面自然十分热闹。
裹粽子的工艺看似简单：先将两片粽叶首尾相叠，向内弯卷成斗状，放入一半的糯米，嵌入馅子，上覆另一半糯米，粽叶尾端向前包裹折角，最后绑上棕榈巾。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也爱凑热闹，试学着过把瘾，可就是裹得不好，不耐看。要么胖了，糯米溢出或散了；要么瘦了，干瘪无精神。而老妈心灵手巧就大不一样了，裹得粽子包满壮实，四角分明又匀称，大小个头皆相同，一看就能挑起人的食欲。
大年三十晚上是个难以忘怀的时刻，自古沿袭着“三十夜坐长夜”的习俗，于是开始了煮粽子的漫长费时过程。
我家算是大户人家，一个灶台，大、中、小三口铁锅。粽子下在大、中锅里，老妈添柴烧火，我和父亲、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围在灶台旁，反正那时全村没有电视机，打发岁末最后的时光最好的节目就是煮粽子和听父亲讲故事。
往往没等父亲把故事全部讲完，锅里已经翻江倒海了，满屋子氤氲着粽叶、棕榈巾、糯米与生俱来的清香，过大年的幸福快乐也在红通通的灯光下弥漫开来，并且越来越浓，逸出门窗，飘浮在弄堂里。那个晚上，我记不得是如何听完父亲的故事了，粽香的记忆填实了整个脑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故乡家家户户都有条件裹粽子了，粽馅不再局限于赤豆沙，出现了红枣、蜜饯等馅儿，粽子拜年的习俗也慢慢地在改变，少数人家开始了以其他短、紧、俏食品加以替代，但过年吃粽子的传统却始终如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粽馅又不再局限于豆沙、红枣、蜜饯，出现了火腿肉、咸鸭蛋、板栗等馅儿。没有哪家再用粽子拜年了，过年根据自家的爱好选择馅儿，裹少量的粽子以示象征，。反而，亲戚生日、端午节日、重阳节日、顾人种田倒裹起粽子来。我家那时已经不再裹粽子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过年裹粽子的更少了，想吃粽子纯属非常简单之事，超市货架上、冷柜里，要什么馅儿的粽子就能买到什么馅儿的粽子。平时家里闲暇之时亲手裹吃粽子，纯粹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于是，粽子文化模糊在了过年，外延和内涵却在无限放大。
老妈现年八十岁了，风蚀残年，手脚不灵，耳聋背萎，身体有恙，作为儿女怎下得了决心残酷地让老妈再为我们裹一次粽子呢？！
今年重阳节，恰逢加班，离家迢迢，不能前往侍奉。打电话，则老妈耳背听不见；写封信，则老妈不识字看不懂。有愧之心，我难以释怀。看着路人拎起一袋袋粽子走着，我好想好想吃老妈亲手裹的粽子。因为，老妈裹的粽子最香，最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