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情缘

一
教书育人三十年余以来，有二十几年来，我习惯用毛笔备课，批改作业和试卷。当班主任时给学生写鉴定也用毛笔。课余时间，尤其是当心情舒畅时，便展开毛边纸，香烟在口，毛笔在手，或临摹碑帖，或随意写几张条幅，时楷，时隶，时行，时草。像与不像，是有形抑或有神，在我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中的乐趣，练中的雅致，如同那些钟情垂钓爱好者，他们的目的不在钓什么鱼，而在于体味钓中的情趣，即便是在骄阳似火或是大雪纷飞孤独一天，空手而归，他们也乐此不疲。
实实在在的讲，凭我的条件，既不可能当那种力求晋韵，唐法，宋意的书法家，也不可能想当那种鬼画桃符的改革派，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成名成家的宏愿。我只是把练字尤其是练习毛笔字当成人生的必修课，每天不写几笔，每天不用几张毛边纸，我就像有一件事没有完成一样，让我立坐不安，心神不宁。
这种爱好，或是说时间一长形成的习惯自然会引来周围一些人的惊讶。尤其在我教的学生看来，在计算机早已家庭化的今天，还有我这样守旧派，老古懂，真是不可思议。或许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上个世纪，市面上还没有那么多的广告公司，各类榜示、横幅不得不用毛笔书写。学校凡有需要用毛笔书写的各种样式都吩咐我写，我也不得不大起胆子写，或楷，或行，或草，任由人评说。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口号之下，我校也时断时续的开设有书法课程。这本是一件于学校，与学生的终身发展大有裨益的好事。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有义务到我们的方块汉字写好，有责任坚守着我们的本土文化，再说书法课的本质并不是培养什么书法爱好者，或是什么书法家，而是让学生养成练字的习惯，在原有书写水平上有所提高。还有更隐性的是让学生通过练字而“练心”。一般所说的“修身养性”不光只是口号，决心，而必须做实实在在的事，否则那只是一句自我欺骗的空话，大话。
尽管我对书法教学一窍不通，但在学校师资奇缺情况之下，我这样的“南郭先生”也成了书法教学的首席教师，装模作样教了几节书法课，给那些对书法有点神往的学生讲持笔方法、临摹方法、“永字八法”。尽管我讲得云山雾罩，莫名其妙，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当然，学生的收获也就少之又少。因为会写字并不一定会教别人写字，如同那些会炒菜的人并不一定可以到烹饪大学上课一样。可还是让那些做着书法家梦的学生们听得头头是道，甚至误认为听了我的课，买了几本颜、欧、柳、赵的字贴，练了几个毛笔字，就进入了书法艺术的殿堂。
多年来，一些职能部门，一些民间团体，凡要求学校参加的书法竞赛，诸如“教师杯书法竞赛”，“庆祝香港回归书法大赛”，“庆贺建国五十周年书法赛”一类，只要不让公家出钱，学校领导就要我去参与一下，以示一所完全中学不光有爱因斯坦的崇拜者，也有王羲之的信徒。得不得奖，得什么奖。他们并不在意，不得奖，领导们并不惋惜，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得了奖，哪怕是得了一等奖，他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高兴。因为对学校而言，最重要的奖项是升学奖，其他的奖则是可有可无的，至多只是办学的一种占缀。再说一位语文老师把字写得好，那只是本份，够不上是“别才”、“奇才”的标准。自然也不会让领导们觉得我为学校争了光。
有的时候一些老师，或我所教过的学生要结婚，他们请我写“婚联”，我的亲戚在过年之时也让我写“春联”。遇上这种事，我想躲也躲不了，想说自己写不好，又怕别人误会我不愿帮忙，或是故意嘲讽别人不会写。当然，还是那样，硬着头皮上。
几十年来，几乎我教的每届学生都有问我毛笔字是怎样练成的？问我学的是哪一派，是杂取百家之长，还是只宗一派一家？是先学的“欧体”还是“柳体”？是如于右任那样早写《石门铭》暮写“二十品”那样的学，还是学郑板桥那样以字入画，以画入字式的学？
面对这样的提问，我很多时候只有苦笑，或含糊其辞，或语焉不详，或自谦说我对书法根本没有什么研究，在我看来用毛笔写字如同用钢笔、圆珠笔、中性笔写字一样，只是手熟罢了，用不着把它神秘化，更不是说用毛笔写的字就一定有书法色彩。想想“二王”写的那些信札，郑板桥所写的那些判词，还有那无数的碑贴，大多以实用为标准，不像今天有的人一写毛笔字就杂念扰心。
如果说，我从小的时候就规范的练习过毛笔字，先楷后隶，再行再草，循序渐进。说不定我早就写出类似《我是如何练好毛笔字》那样的文章了。只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我的父亲是半文盲，母是母亲是全文盲，自然他们也不会对我进行严格的书写训练，更不会主动找哪位老师来对我口传身授，我的老家也没有出过什么有名气的书法家，虽说有无数自封的书法家，甚至有一批连王羲之都瞧不上眼的书法家，但他们的书法生命都很短，或者说根本没有生命。自然我也没有受到过什么书法艺术的浸染。我之所以会写毛笔字，对毛笔字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爱好。完全是归功于那些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
十多年前，我就想写这篇文章，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今天，我才有勇气动笔。
二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是文革中期，武装夺权、派系之间的军事冲突已接近尾声。我所看到的大炮，机关枪主要用于示威而不是用于战斗。许多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之后，既神气兴奋，又疲惫不堪陆续回到原籍。人民天天高呼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以为这就是最革命的方式，以为这就是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贫穷中对早已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的美帝，苏修进行口诛笔伐。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隔不了几天就把我藏在一个山洞里，说是为了防止“继光兵团”，对我家铲草除根。我的老家在四川三台，离战斗英雄黄继光的老家中江没有多远，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江县成立了一个“继光兵团”，谣传是由黄继光的母亲成立的。事实是不是如此，根红苗正的革命者认为不需要考证，以大老粗自居的贫下中农们认为用不着管那些闲事，有考据癖的人也不敢去分析其真假，反正人人都在说，人人都在传，当然也就成了事实。兴许是因为派系斗争的需要，兴许是信息不通的误传，在三台许多地方，把“继光兵团”描绘成了无恶不作的土匪，尤其是说这个兵团的人喜欢吃男孩的生殖器，好像人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