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鹤，云龙山的文化品性

五一期间，去了趟放鹤亭，心情格外的爽朗。
放鹤亭坐落在徐州城南的云龙山山麓上，登上山顶，中部一亭坐东朝西，四面绿植环绕，门额上书着苏东坡的题字，这便是名声斐外的放鹤亭了。
相传放鹤亭是宋代隐士张天骥所建。张天骥，字圣涂，宋朝年间的一位山民，性喜读书，家住云龙山西坡黄茅冈一带，因那年徐州发水，便上到山上躲避，这一躲，却再也不下山了，索性于山顶建起家园，做起了隐士，于是世人称之为张山人。放鹤亭便是他上山第二年春所建，并养两鹤，朝放夕招，悠悠然不亚于陶潜之乐。
张山人的怡然之乐自然惊动了一人。苏东坡，时任彭城（徐州古称）太守，也是寄情山水、托志于词赋的一名雅士，由于性情颇为直率，虽在朝廷为官，却遭得一些小人的忌惮，因而并不如意。来到彭城之后，自然寻访名士名山，遇着了张山人，一拍即合，便顺理成章地引为了知己。于是，三天两头携友及伎前来拜访，惺惺相惜，把酒临风，醉而畅言。一次，竟醉的不轻，上了黄茅冈，竟将满冈的石头看作了群羊，大笑而卧于石上，毫不忌于身份之约。对此，我注意到有人在为苏东坡解释，其实我认为很没必要，那苏东坡骨子里是个文人，性情颇为张放，哪能遵得一般世俗的约定，何况遇着了知己，千杯嫌少，死且度外，大醉一回又何妨呢，这样的性情恰是文人的一种可爱，倘若文人均是那么一贯的循规蹈矩，温文尔雅，怕也没了典故和趣味，没了典故和趣味，还有什么会招人喜欢呢？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云龙山的仙，我以为关键是放鹤，虽然兴化寺也很有些佛光灵气，但归根结底，是放鹤的传说知名了云龙山。张山人是放鹤的始作俑者，引来了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非常地光大了云龙山的文化底蕴。毛泽东与蒋介石先后都上过云龙山，鹤的归去来兮一定都吸引了两位历史巨人，而《放鹤亭记》则是最直接的媒因。不过，我在想，倘若两位历史巨人在淮海战役以后，同样的吟着鹤的归去来兮时，那心中的悟境必是截然不同的吧。
说到鹤，我很自然地就想到西湖，一个叫林逋的隐士也曾在西湖边上蛰居，不娶不仕，并且也养过鹤，不仅养鹤，也还种梅，因酷爱有加，便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他的疏影横斜两句，占尽了咏梅的风情，而梅与鹤，在人文境界上，当是一脉相承。后人为纪念他，也修建了放鹤亭，可见与鹤为伴，也并非张山人的独家品性。苏东坡后来也去了杭州做官，想必也知道林逋的养鹤，如果生在同期，一定也像结识张山人一样与之彻夜畅谈。徐州与杭州，可见在缘份上，还是颇有一点瓜葛的。不过，张山人似乎更有着徐州人的重情重义，苏东坡遭了官贬，落魄一般去了黄州，张山人便专程赶去看望，后来苏轼去了杭州，他也不远千里寻访过去，足见他待人的厚重之心。
所以，登云龙山如果不去放鹤亭，而去放鹤亭又不见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就绝等于傻出了趟体力。当然，真的鹤是没得放的，那么登山放鹤，放的又是什么呢？《放鹤亭记》载“『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这是苏东坡饱经了尘世纠纷和宦海沉浮后，顿悟出自然与生命的一种原始意味和从容淡定。尽管文末的“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似乎还隐喻着一种苍凉，但鹤的“纵其所好，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的这种境界，实在是苏子对如鹤独立高飞的自由人格的向往。所以，我的理解，放鹤，其实就是放飞一种心态，放得出去，招得回来。与鹤相伴，便是与心相伴，躬耕自食，简单而快乐。
所以，与其说，放鹤，是云龙山的一种文化品性，更不如说是云龙山的一种人格气度。文化积淀的至高境界，我想无非就是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