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恩仇

翻开父亲的《日记与回忆》，他在最末了写下的一句话仍然让我感觉触目：最痛恨的人，武生守。让一个人至生痛恨，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这种种进心底里的恨，也许远远超出了家仇私恨。我记得父亲母亲都向我说起过武生守其人其事。
武生守是与父亲同时期村（当时叫大队）上的书记。他怎么能当上书记而父亲只是大队长（相当于村长），是因为他比父亲更“革命”，而且是一贯“革命”。然而他这个干部是个典型的穷干部。穷，而且确实不贪不占，所以赤贫到极致。据说因为没钱买布做鞋，长期脚上一双破鞋，就有了追随他一生的浑名（外号）：武破鞋。当然此破鞋是真破鞋，不是其他意义上的。
他与父亲搭档，他管革命，父亲管劳动生产，如果一直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办，本来也可以相安无事。因为父亲总体上也是革命的。只是父亲跟武破鞋的革命相比，没有那么纯粹。乡下的革命，无非是当时那个年代里的“无限上纲”，抓“牛鬼蛇神”，对乡村百姓事务的处理。父亲受奶奶的影响，一贯心慈手软，或者表面上声色俱厉，处理起来并不严厉。而武书记的形态，则是唯原则是尊，处理得越严厉听得见别人的惨叫看得见别人的血腥才觉得到位。这样，一个村子里的“党政一把手”便渐有嫌隙。自然，在一起工作，就是没有这样的嫌隙，也会有那样的差别，矛盾无处不在，何况面对的是各种矛盾汇集的乡下百姓的各种事务，处理的都是众乡亲的切身利益呢。加之父亲跟他都属于当时典型的只知道干工作，别的啥也不管的人：不知道笼络人，也不知道对个别人进行打压，所以，一遇到当时的运动，见到有宿仇的人的挑唆，弄出些把柄来治人的情况就难免了。
父亲与武生守工作中的矛盾还是被本组曾家人很好的利用了。乡下是讲家族的。在我们一个村组里，有王、胡、马、张、肖、曾几种姓，以曾姓户数人口最为多，以下是肖家马家，而其他几姓都只有三四户十来口人。我们胡家仅3户，而且在村子里日子都相对过得好些，彼为扎眼，受人嫉妒：三叔在供销社，经营着小买部；二叔在外边当公社领导，家里是大爷二婶及子女们；再就是我们家，父亲当大队长。就三户人而且都这么“显赫”，免不了叫人不服气。乡下的不服气平时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动作，只有在运动时有事情时才会暴发的淋漓尽致。而那个年代接二连三的运动，恰恰为这种暴发提供了条件。
在我儿童阶段的“四清”运动，成为父亲认清他所面临的处境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历。父亲曾回忆说，他当年连死的心都有了，只是因为想着奶奶和我们，才没有下了决心。堂兄也证实，三叔生前跟他们说父亲，说某次父亲去找三叔，他活不成了，三叔给做工作说不能那样想，黑暗一定会过去。作为村子里“四清”运动中唯一的最大靶子，他面对的首先是与他划清界限的武生守的指证，再就是长期不服气的曾家人的攻击、污蔑和陷害。当然，最让父亲和奶奶母亲感到伤痛的还是来自武破鞋书记的反目成仇。因为工作中的矛盾都是有数的，而他为自保而作证确定的父亲贪污等事实，算是把父亲“四不清”罪证作实的最有力的“石头”。父亲回忆说，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运动，担心又害怕，让人家一整，最后只好他们说什么是什么了。加之提出的“犯罪”经历了成立大队到当时的七八年，别人说出啥来也无法记清有没有，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无法否定，没有证据否定，所以在那个政治气候下只好认定。由工作组“落实”父亲贪污的数额大约是一二百元。本来还多的，最后复查中，是解放军工作人员去的，父亲也渐渐想明白了一下，把一些确实连边都没有的事情坚决否定了，所以得以保全。要是超过500元，是要抓进监狱的呢。
武生守为了自保只好跟在那些整父亲的宗族势力的打手后边，人家说父亲有什么，他就证明有什么。他到保住了，父亲便第一次下台了。他还做他的书记，父亲成了普通社员。父亲说我恨他，不是说他当干部贪还是狠，是因为他最没良心。在一起工作的那些年里，他吃不上饭，喊到我们家吃（大队部在我们家旁边），他穿不上衣服，母亲加班给他做。要知道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你来吃一顿，我们全家人就要少吃好多。他到是从来不觉得吃了别人家的要怎样报答。工作上父亲更是处处维护他。虽然他名为书记，但因为确实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力方法，许多事情都是父亲在支撑着的。谁知道一到有难了，他把别人推了个老远，还落井下石。
到了“文革”，武生守还是书记。父亲作为“四不清下台干部”，又成了运动的靶子。这到不能怨别的，因为父亲这人，虽然“下台”了，并没有显得“灰溜溜”，还穿戴整洁，做事干练，在原来的宗族势力以及其他一些人眼里，父亲并没有被“治服”。当然也与我们村子里本来就没有几个“专政对象”有关。没有地主富农，光一个兵痞、一个右派，似乎还不够运动的高潮，父亲被拉来再批斗，也就理所应当了。不过，这回父亲长了经验，再也不是那样恐惧害怕，也有了对付那些污陷者的办法了。据父亲在回忆里写道：“他们组织人斗争，我就不吭气，工作组还有武生守都盯在哪儿，最后我说，你们要是认为我不适合呆在这个地方，那就给我打个证明，我到别处去生活。”工作组、武生守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让给证明到别处，也没有这样的运动政策。但父亲一再坚持，把他们逼得没办法，只好妥协劝告让父亲回家，以后再说。之后，对父亲的斗争就没了火力。
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许多记忆。我记得大队部里斗争的场面，我奶奶作为“一贯道”也被弄去陪斗。本来运动开始是想斗父亲的，但奶奶说她才是，所以就拉着奶奶去在那里和一帮“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批斗。好在并不激烈，也没有多少体罚。我还记得我的当文书的表组夫晚上在大队部里写大字报的情形，他们那一群人兴奋的表情历历在目。当然也有“破鞋书记”被“革命小将”围住让他交待，为什么不给我们上学的河里打“跳坝”。我也跟在哪儿，忘了是谁带的头，但我肯定跟着商量过，要找他才能把河中间被水冲得七零八落的“跳坝”弄好，免得我们上学淌水。但这决没有世仇的半分影子。因为我的父母奶奶，在那个年代以及后来我们成长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起过他们之间的宿怨。
破鞋书记一直当到文革结束。说起来，他这个书记当得也真没有意思。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