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泞路上的跋涉者

引言
公元2006年6月20日，香港凤凰卫视在“冷暖人生”栏目中用四十五分钟时间向海内外广大观众介绍了中国“欢”姓第一人——欢镜听；两个月后，8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会客厅”栏目中用三十分钟时间报道了欢镜听写作《我为死囚写遗书》的特殊经历；第二年，2007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意大利国际新闻社派出记者千里迢迢专程到欢镜听家中采访……在此前后，河北卫视、重庆电视台、湖南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南方人物周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等众多媒体纷纷专访欢镜听，一时间，欢镜听引起全社会关注。
欢镜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凭什么吸引诸多媒体的关注？
“欢镜听”是我本人。——这是我的真名。
“欢镜听行道”也是我本人。——这是我的笔名。
按照传统文体，这篇文章应该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然而，考虑到这篇文章是写给大多数如我一样通俗平凡的读者朋友们看的（他们习惯阅读“他人”的故事），因此，我还是采用第三人称“他”更适合。——特此说明，目的是对自己写出的文字负责。

第一章、贫困少年的文学梦
1965年12月中旬，一个寒冷的冬夜，欢镜听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朱沱乡金翠村，1971年迁居四川省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坝五里坡。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出身不好的父母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他的降临，并没给父母带来多少欢乐，反而增添了生活压力。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在江津德感坝五里坡小学的山路上，白天上学时，他胸前挂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布书包，身后则背着猪草背篓。夜晚，他将书本挟在腰间，肩挑箩筐到江津火车站拾煤核，当地人叫煤碳花。那时候，成渝线上的火车是烧煤的。火车到达江津站，需要换煤、添水。从火车头里倒出来的炉渣中还有少许没有燃尽的煤碳花可以废物利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省去一笔买燃料的钱，欢镜听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守在江津火车站的月台上，倚着一根电线杆，借助电线杆上昏黄的路灯光亮，一边看书一边守候着火车的到来。在当年的江津火车站，许多工作人员都认识这位身体单薄、满脸菜色的小男娃儿，说他勤快，说他刻苦，说他早熟。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进了一位在江津站旅社旁边开书店的中年男人的耳朵里。他是一位缺了一条胳膊的残疾人。
在一个寒风嗖嗖的子夜，那位欢镜听后来喊他“大伯”的中年男人来到月台上，他看到欢镜听屈着双腿坐在路灯下，膝盖上摊开一本书，人已经睡着了。一阵接一阵的寒风吹着他长长的头发，嘴角挂着一丝冷涎。“唉，这孩子，真是遭孽（可怜）。”大伯长长地叹息道。叹息归叹息，但大伯当时就认定：凭着这份吃苦耐劳的精神，欢镜听将来有出息。
从此，欢镜听结束了露宿月台的日子，住进了那间小书店。若干年后，欢镜听将大伯和那间书店理解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在大伯那座小小的书店里可以不花钱看书了。对于一个一分钱都可以排上大用场的贫民子弟，这种机遇多么难得。十三岁那年，他对大伯说：“将来，我要当作家。”
大伯抚摸着他的脸，信任地点点头，说：“我相信你。”
因为家贫，欢镜听不到十五岁时，便到江津火车站当挑夫（重庆人叫棒棒）；十六岁那年，他放下扁担，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小工。同样的打小工，那时的小工与现在的小工比起来，辛苦的程度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当时，建筑工地上机械化还不普及，很少有卷扬机、塔吊之类的施工机械。一砖一瓦，全靠小工肩挑背扛地搬运上去。楼层有多高，小工就要将建筑材料搬到多高。精疲力竭之际，欢镜听常常将疲惫的身体放倒在砖堆上，仰望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做着许多未来的、在他人看来不切实际的梦。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段时期里，欢镜听练笔的许多习作，或一首小诗、或一段短文、或某个生活细节，往往在这时忽然出现在他大脑里。灵感到来时，他顺手从身下的砖堆里抽出砖块，拾一枚铁钉，将这些诗句“写”到砖块上。在他近两年的小工生活里，在那些建筑物中，不知有多少砖头上刻着他的习作。十七岁生日那天，他鼓足勇气将自己的习作《滚》投了出去。这是欢镜听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因为这篇稿件，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两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中年男人。
长江流经江津地域时，绕成一个偌大的几字形，江津城就座落在这几字的怀抱里，因此，长江在江津段的名称，叫作几江河。《几江文艺月报》是当年江津文化局主管、江津文化馆主办的一份内部发行的小报，身为江津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副主任的陈光楞先生是《几江文艺月报》的责任编辑。陈光楞先生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在校期间，爱好文艺的他将鲁迅的名篇《伤逝》改编成电影剧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已列入拍摄计划。孰料，不久，陈光楞先生被打成右派，与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一同发配河北张家口农科所劳动改造，并睡一床地铺。随后，陈光楞先生被遣送回原籍江津。平反后，他落实政策分配到文化局，做起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工作。一天，陈光楞从大量的自然来稿中看到了欢镜听用圆珠笔写在学生作业本上的习作《滚》，从稚嫩的行文和粗疏的结构里，他看到了作者才华的火花。他急忙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当时，电讯远不如现今这样方便）。然而，信寄哪里？稿件上没有留下作者的地址，作者的艺名啼鸣鸟显然是笔名。好在，信封上有单位名称。他试着给信封上的单位——重庆市几江河建筑公司写了一封信，希望与作者本人取得联系。
因为这封信，便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物：田子六。
田子六，江津本地人习惯叫他田老六。不过，当年不到四十岁的田子六还是一家小小建筑公司的经理。过去，田子六在各个建筑工地巡视期间，就偶尔听工地上的人们谈起过欢镜听，说他将什么诗啊字啊的刻在砖头上。他也见过欢镜听一面，印象中一个身材单薄的小青年，苍白的脸上却有一双充满忧郁的大眼睛。所以，当陈光楞的信件寄到公司时，田子六立刻想到了欢镜听。等到欢镜听的处女作《滚》在《几江文艺月报》上发表时，他已经从建筑工地的苦海中跳了出来。
作为建筑公司经理的田子六善于慧眼识人，他将欢镜听调到机关的目的，无非是给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换一个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提供有利于创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