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一史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而说《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为也！”这段震古烁今的金玉之言选自西汉史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序言中最后一节文字，举商周以来名士盖世成就都是受过特殊的痛苦磨练，走过常人没有走过的艰难道路，方发愤著书立说，铸就历史上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公元前145年生于西汉大学问家太史公司马谈府上，自幼耳濡目染父亲严谨治学良好作风，先天聪颖，后天勤奋，10岁即能诵秦汉以前古文，对春秋史中36国弑君、52国灭亡，横扫六合的大秦朝崩溃于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农民起义故事尤为关注。20岁时，身列朝班的大汉史官司马谈重金支持爱子出外游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本着考察历史古迹的目的，收集各个朝代流放的遗文－－寻找过长江之畔庐山匡氏兄弟结庐所在，瞻仰了黄河三门峡大禹天斧劈开的神门，在曲阜孔子衣、琴、书、车前久久徘徊，奔走江汉春申君故里欣赏了楚风遗韵，游丰城、沛县直访汉相萧何、曹参府第，访高祖故乡留连开国大将樊哙、滕公之家……长时期的脚踏实地的考察，对秦汉之争历史变化成竹于胸，对东西南北郡国了如指掌。及至后来《史记》束篇，英雄人物一个个跃跃欲试跃然纸上，“精神笔力，力透纸背”。
笔者去岁暮春游历曲阜泰山，特别注意到孔子故里和泰山之巅中国文学巨子司马迁的旅行足迹，分析过史学家是随皇帝的隆重祭典车仗而来，还是孤身一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探索求学壮举。
司马迁36岁时，其父随汉武帝东祀泰山，参加“受命于天，存亡继绝”的封禅大典。古代帝王的豪华车辇享受，实在赶不上现代普通老百姓出行的火车、大巴舒服。管理国家历史档案、天文观察的年迈的太史公司马谈在东行车马劳顿中耽在洛阳大病不起，未能追随圣驾左右。司马迁出使川贵迅即返回，风尘仆仆赶到洛阳诀别，即将离世的太史令不无遗憾又满怀信心地对学有所成的儿子说：“四百年来，诸侯兼并，史传缺佚。于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国有明主贤君，朝有忠臣义士。我为太史，未能记载往事，叙列当世，十分惶恐，儿当铭记为父遗憾。”
司马迁对着弥留状态的慈父发誓：“小儿不聪，但将牢记父命，使史册连辍不阙。”
两年之后，司马迁接替亡父遗职，出任大汉太史令。开始废寝忘食地审阅浩繁的贯古通今的《史记》原始资料。
天汉二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进军匈奴，名将李广之孙、骑都尉李陵请缨出战，孤军挺进漠北。恶劣的大漠气候和剽悍的匈奴骑兵使李广利畏缩不前，致李陵率领的5千步兵被匈奴8万骑兵包围。不成比例的寡不敌众形势使世代名将兵败被俘。贰师出征之败本在主将怯战，而汉武帝却偏听阿谀皇亲之臣媚言，怒责李陵被俘之过。与军事本无干系和李陵又非深交的太史令司马迁看不下去了，站出朝班为身陷万里异域的李陵打抱不平，直言李陵是不顾生死奋勇作战，深入荒漠10余日，殊死拼杀勇震匈奴王庭，只是因为主力救兵迟迟不至，才造成丧师被俘之过。真降诈降，犹未能知。诈降匈奴乃伺机报效汉朝，即使真降，杀敌之功也足以昭谢天下。此言既出，谁都能听出，这是贬损国舅、褒颂李陵、影射皇帝。汉武帝雷霆震怒，以“诬上”之罪将司马迁定死罪下狱。按大汉律条，要么交50万钱赎死，要么受腐刑偷生。司马迁两代太史，区区官俸勉强养家糊口，岂能拿出50万巨资赎身？在古代许多学者英雄立业行为感召下，忍受了“交手足”（绳索捆绑手脚）、“受木索”（颈上套木枷）、“暴肌肤”（赤身裸体）、“受榜垂”（木棍竹板暴打）等重刑后再“受腐刑”（割去生殖器）。酷刑受尽，仅仅幸免一死，却悟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辩证生死观。公元前93年，司马迁终于在逝世前四年完成划时代的历史巨著《太史公书》（史记）。在中国文明史进程中立下一座巍巍丰碑。
历史在秦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中鞭苔了暴君的“焚书坑儒”，历史在汉武开疆拓土的雄风中同样记载了在位54年，持续了43年的战争魔王的昏聩疯狂。
司马迁在为《史记》所写序言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哉！”这就是说司马迁是遵从先父遗命来整理总结历史演变的过程，责无旁贷地“论次”这些文章的漫长7年岁月又是在惨“遭李陵之祸之后，幽于缧绁”之中度过。无怨无悔的太史公丝毫不怪罪致他身残的汉武帝，反“谓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中华民族遥远的部落时代追记到西汉王朝的统一盛世。既讴歌成功的骄傲帝王，也泼墨失败的悲愤领袖；既描写世袭贵族王公，也叙述草莽英雄好汉；既罗列显赫的封疆大吏，也传记杰出的学者文人。开创了“因人叙事”的纪传体写法，使《史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大规模的无与伦比的社会史巨著，纪传体裁被后代称作“史家笔法”，在世界文化史上蔚为壮观。
司马迁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史记》中开明思想。汉初从帝王到大臣普遍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称为助长“淫侈之俗”的“游食之民”。太中大夫贾谊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被誉为“智囊”的御史大夫晁错把西汉社会矛盾看得比贾谊还严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者也”。贾谊和晁错顽固地认为：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是上天恩泽让他们过好日子，出身低贱富商大贾也过着王侯般生活，令中、低级官吏都自叹弗如是天下大乱的源头。于是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代表制订出“士农工商”层次标准，把商人和手已业者列为“末业”的身份，应采取限制“末业”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商人和手工业者，让他们一个个全部回到田地上去耕耘，这是典型的来源于不发达的封闭农业社会的落后观念。
司马迁慧眼独具地在煌煌《史记》中为商人特辟《货殖列传》“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