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移

第一次住到这个五楼，是零九年春节刚过完。我和阿熊本来住在离这里大约二公里之外的草堂村。零八年最后的一个月，他和我在旭光化工做了短期的临时工，只坚持了半个多月，就辞职了，刚好也闻到了春节的气息。
从旭光化工出来，我领了五百五十块的薪水，他也差不多（好像少了十几块）。所以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的口袋已几近干瘪。熬着熬着也终于把春节给熬过去了。那真是一种煎熬，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们天天呆在租房里看着无聊的电视，或者看无聊的书。没有逛街，没有买衣服，没有旅行，更没有泡妞。
到了元宵，也正是交房租的日子。我们那时口袋里的钱加在一起也凑不出张“红牛”。我请求房东能宽限几日，但一惯笑颜迎逢的房东却把脸拉的多长，绝决地要我们走人。那时刻就是没有地缝，不然我一定会立马钻进去，结束耻辱。
就这样我和阿熊搬到了胖子的住处。从草堂骑单车往返了十来次，终于把行礼带到了圣堂村。那个元宵就是在搬家中度过的。
胖子本来是和他的一帮老乡合租着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有六七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女人。之前，他的这些老乡在圣堂村红太阳附近开了家快餐店，但是经营不上心，一直在亏。也是坚持着坚持着，才坚持到了年底，借道春节回家，便都没有再出来，只有胖子一个人还在桥椿金属这个累死人不赔命的公司好死赖活的撑着。
胖子说零八年整个就是白干，攒一点钱都赔在店里（原来他也入了股）了，一脸的愁容。但愁归愁，该行乐的时候还得及时行乐。这是他的原则。这个晚上十一点，为庆祝我们从此在圣堂聚首，我们仨在排档喝高了酒。又唱着喝着去了镇上，去干什么？用胖子的话说是请我和阿熊放松放松。于是我们进了一家没有任何剪发设备的发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这种莺歌燕舞的场所。但是当一个身着超短裙、袒胸露腹的时髦女郎推开房门而进来的时候，我却没有了任何性致。所以最后胖子结帐的时候，他惊讶地望着我，窃语道：你没干？
我吞吞吐吐的犹豫着说：我就让她给我按摩一番。咦！胖子一脸的疑惑。
从镇里回来，已经凌晨两点。我们还是唱着喝着上了楼。那时住的不是现在这栋楼。那是靠近关公庙的一个筒子楼里。三楼。我们的歌声明显使原本不属于我们的听众成了我们的听众。我听到有人在门里骂我们是神经。
就这样，我守着关公庙，和关老爷做了三个月的邻居。
关老爷用现在的话来说当然是个达人。但那时候胖子、阿熊和我，一直穷，是不折不扣的穷鬼。我和阿熊大多的时日都靠胖子接济着过日子。胖子被我和阿熊这两个可怜人硬生生地也拖成了个穷人。在我的眼里，胖子也是可怜的，为了一份传说中的友情（现在的社会相信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付出着，当然胖子也是可贵的。
后来我和阿熊进了一家电器厂，一个月可以领到一千出头的薪水。也就是在第一次发薪水的日子，阿熊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讶。他决定搬出去，一个人住。
我很不理解他的这个决定。至少我认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胖子帮了我们，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因为胖子上班不小心，右脚大面积被硫酸烫伤，他需要钱，也需要人照顾。
说实话，当我想起那个时候的阿熊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不再理他了。关老爷做了见证。当阿熊最终还是搬了出去，他的影子一拐再也不见的时候，我回头看看躺在床上的胖子，胖子微笑的望着我。我就想不管怎样，我和胖子都要好好的混下去，至少不能混的比他阿熊差。
过了月余，当胖子已完全伤愈，当我第二次领到薪水的时候，我就和胖子商量着搬家了。知道阿熊一个人住着一个单间，我和胖子决定也要一个人住一间，但还在一起，于是我们搬到了现在的这个五楼。两房一厅还有一个大阳台。
我很喜欢这套房子。在阳台上你可以看得见圣堂村大菜园的全部。早上的时候，很早就有人在菜园子里挥锄或者拔草了。都出了一身汗了，太阳才慢慢地从天际升起来，把菜园抹上一层迷幻般的金光。我以为在这景色怡人的环境里我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是的，我确实这么想过。
刚搬进来的那会儿我和胖子的那股子高兴劲真是无以言表。阳台没有防盗网。晚上了，我们会乘兴躺在阳台的护墙上，吹一阵子凉风；或者是朝外坐在阳台上，腿悬空在五楼的高空中晃荡着。
胖子因为受过伤，厂方卸磨杀驴，认为他不再适合他当前的工作。把他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像是在踢皮球，胖子跟我说：我现在就是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你懂不？
没多久，胖子毅然地结束了他多余人的身份。找工作也找了大半月，恁是没有找到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工作。挑来挑去，最后却是去了深圳。
于是我一个人住着这套两房一厅的房子。可以说也是在坚持着。凭我那可怜的薪水，一个月却要交付三百多的房租，生活上不免捉襟见肘，更别提往老家寄钱了。
我的坚持也只是维持了一个月。在现实面前，我不得不舍弃这个可以将对面的菜园一览无余的大阳台。
胖子曾过住的那间房的墙壁上，沾满了血迹，那是他用掌拍蚊子留下的印痕。胖子闻不得蚊香的味道，他说他会反胃、头晕。我用小刀轻轻地刮剔了这些血迹，让墙和以前一样的纯白。我和胖子搬过来时，胖子留下了他那些已走人的老乡的“遗赐”，但是胖子走了，此刻我要走了。这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不想据为己有，况且我一个人搬这么多东西也确实累不起。于是我不得不丢了八床棉被，七张竹席，就扔在菜市场旁边的那个车皮做成的垃圾场里。
后来我又搬到关公庙附近住了下来。这回离的稍远一点。高密度的出租楼，我住在十三栋的三楼。大白天也见不到太阳，待到了下午五点以后，家里就得掌灯。天花近厨房的地方还往下漏着水。当然也是因为漏水的缘故，房东把房租减了二十块，只有一百四了。
在这里我难得的安静了几个月。每天一下班就窝在几平方的小屋里，闭门不出。我看电视或者不看，我看书或者不看，全凭一时的意境；但不得不承认，在我的人生中，这一段时光是我写日记最勤快的“出勤表”了。几乎每天必写，不写一段总感觉心里落落的。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系多久。
我从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