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随写（七）

运动的怪瘤
大伯性格古板，九牛不移。当年我们去他家撕林彪画像，他拿棍子把我们赶出门；我们喊打倒卖国贼林彪，他跑到公社去告我们，结果被公社干部捆送到县，关了两个多月。放出来后仍说：“我就不信毛主席会看错人。”
分田包干，东头二叔跳脚反对，拿着绳子、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唱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歌，去捆牵头分田的老会计，被众人拦下。在大伙的谴责声中，他仍毫不动摇，坚决表示不要私人的田地，只嚷着给他留下集体的田地。结果，他就在那“一家集体”的田地里耕种至今。现在谈起那事，他就摇头笑笑，说是：“实在是弯子太急，一时转不过来呀。”
我想，在那排山倒海式的运动、万口同声式的宣传面前，莫说一草民，就是大智大慧的高人也会犯迷糊。

规则与私心
哪怕你再“国际主义”、再“共产主义”，当在电视机前看到中国人得冠军和看到外国人得冠军时，心情都会有些不一样；哪怕你再淡定、再大度宽容，当得知自个儿子考第一和得知他人儿子考第一时，脸上的笑容都会有些不同。于是我就想，假如比赛没有规则、评比没有考试，哪怕用再好的说教、引导，都会乱成一团糟。教育、劝导重要，但与法则相比，都应处在次要的位置。不重法律、规则的教育、劝导，不是一厢情愿，就是自欺欺人。

下肥与换种
民间俗语：“下肥不如换种。”这是种田人几千年得来的经验。要获丰收，光靠勤下肥、多下肥不行。肥——特别是化学肥，主要起提苗助长作用，一方面，它不能使小麦变成水稻，另一方面，它不能强化作物的基因。杂交水稻高产，就在于年年使用培育的新种子。补助，只能解决个别、暂时的困难，要解决贫穷和落后，还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草与苗
一块田里，只有几棵或少量的草，一是吸肥有限，对主作物苗的影响不大；二是除起来容易。如果杂草多了，成了“牛毛毡”，就喧宾夺主，就“无心插柳柳成荫”了。面对“草盛豆苗稀”，诗人可以长吟“但使愿无违”，政治家可以大讲草与苗的阶级性，可农人就只有忧愁困苦，饮食男女就得面临饿死的境地。锄、拔可能是九牛一毛，无济于事；应急的办法是喷洒“除草剂”、“灭草王”；长远的办法是改良土壤、改变生态环境。现在，“官田”的杂草似有喧宾夺主之势，而用的仍是锄、拔的办法，怕是除速赶不上长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