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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爱国之心,几乎人皆有之。然而,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爱法各有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最推崇和流行的爱国主义精神似乎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时侯有部电影叫《牧马人》,其中的男主角许灵均被打成右派、吃尽
爱国之心,几乎人皆有之。然而,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爱法各有不同。
改革开放初期,最推崇和流行的爱国主义精神似乎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时侯有部电影叫《牧马人》,其中的男主角许灵均被打成右派、吃尽了苦头,却依然不肯随父亲去国外继承遗产和事业。许灵均那辈人,让后人敬仰却难以理解。他们对自己所蒙受的冤屈,心悦诚服地相信那是“母亲错打了孩子”。在去意无边看来,那样的解释很不通,有和稀泥的意味。对孩子如此狠心的,除非是后母。即便真是母亲打错了,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而对于母亲的认错,则不必那样感激涕零。否则,将母亲惯坏了,后来的孩子还要遭殃。许灵均式的爱国,虽有“愚忠”之嫌,却让人不忍心批评。
好在“一切向前看”,如今已然到了盛世。盛世爱国似乎用不着和祖国共患难,只要安心享受盛世就行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生在福中要知福,“幸福指数”就是爱国的标志。切不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对于盛世的非主流问题,比如腐败现象,要学会“正确等待”。乾隆朝的时候,和珅是最大的贪官。但和珅不可谓不爱国。因为他没有理由不爱国、也没有必要不爱国。只要乾隆皇帝的天下太平,和珅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反之,倘若乾隆爷的江山不稳,损失最大的就是和珅。因此,尽管和珅在经济上有问题,但政治上却是绝对可靠的。如今的贪官,情形与之仿佛。既然大家都爱国,似乎就应该和衷共济。倘若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能力更强一些,国家也许会更稳定、更繁荣,这才是理想的局面。
盛世爱国,最好是锦上添花。锦上添花讨人欢喜。近年来,市民的婚礼时兴由专业婚庆公司负责操办。婚礼几乎成了演出,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华丽而热闹。常见这样的场面:司仪小姐(或先生)高声喊:“新娘漂亮不漂亮?!新郎英俊不英俊?!”宾客们齐声回应:“漂亮!英俊!”。于是,掌声、欢呼声如潮。客人捧场,主人有面子,婚庆公司得红包,皆大欢喜。这样的工作似乎很有意义,反映了民间的盛世景象。
以小见大,难怪如今一些“时代装饰大师”,如张艺谋、余秋雨之流,已然成了国宝。二十年前,影片《红高粱》上映时,许多爱国的中国人指责张艺谋不爱国,为了得奥斯卡奖出中国人的丑、讨西方评委的欢心。想不到,二十年后,张艺谋成了盛世中国的形象总策划。看来,张艺谋和中国都在与时俱进。然而,去意无边感觉:那些浓妆艳抹、在欢呼声中飘飘然的新人未必真的很漂亮,他们已然失去了本色。同理,被张艺谋导演了的中国,也并非一个实在的中国。谦虚使人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哪怕办庆典,也还是以朴实为好,花里胡哨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惟有真诚才能赢得尊重。
还有一种爱国,比“老谋子”更高端。盛世到来,新国粹派应运而生。时下有那么一批国学大师(包括港台的),在“百家”讲坛到处宣扬月亮是中国的圆,我们家老祖宗比别人家的老祖宗甚至他们的后人厉害得多得多。比如,许多国学家共同发现《易经》是博大精深的“葵花宝典”,放之四海而皆准。电子计算机理论是由《易经》沿袭而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比《易经》晚了几千年;霍金的大爆炸理论和《易经》的混沌说不谋而合。还有人主张:只要推行孔子的儒家学说,全世界就可以实现和谐社会;只有推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有可能避免世界末日的到来。
大师们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然而,我仍然以为他们的理论掺了太多感情色彩,难免不那么客观。去意无边浅陋,不知道冯诺伊曼(电子计算机发明人)、霍金、黑格尔,有没有学过《易经》、受到过启发。但我知道无论《易经》多么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中国人也只用它来算命。大敌当前,是拼命还是逃命,由卦象决定。而且,中华民族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并没有哪位大师能用《易经》卜而知之,更遑论拿出消灾解难的方法。再说,孔孟之道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年,中国社会和谐不和谐,中国人心中有数,不应该自欺欺人。自己吃的药不灵,却要把药方推介给别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孔夫子的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顺便提一句,大师们宣扬国粹,不仅仅因为爱国,恐怕还有收视率的考虑。
还有一种讨人嫌的爱国法——忠言直谏。古往今来的代表人物有屈原、司马迁、魏征、彭德怀等等,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屈原被流放,绝望中披发行吟,投汨罗江葬身鱼腹;司马迁遭受腐刑,以至于“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彭老总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批斗至死。这些人里,魏征还算幸运,遇上了虚心纳谏的明主。但唐太宗的虚心似乎也有限,屡次想杀这个“田舍翁”。多亏长孙皇后打圆场,魏征才保住了性命。可是,魏征死后,唐太宗依然没有放过他。因为莫须有的怀疑,唐太宗亲自砸碎原先为魏征立的墓碑,让魏征蒙受“哀辱”。李世民的失态,恐怕是积怨在起作用。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依然流行“报忧得忧、报喜得喜”。因为适者生存,愿意“直谏”的人越来越少,擅长“忽悠”的人越来越多。一片颂扬声里,“昏君”也会以为自己是“明君”。其实,清一色“主旋律”,没有人“唱反调”,未必就是安定团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屈原、彭德怀们爱国有罪的时候,老百姓就快要“匹夫有责”了。国家兴,和老百姓似乎关系不大,他们只是侥幸“做稳了奴隶”而已;可到了国家将亡的时候,老百姓的“责”却很重,要么战死、要么饿死。他们还有守节的任务,战死也不当亡国奴,饿死也不吃美国人的面粉。为了避免“匹夫有责”,老百姓渴望“包青天”,魏征的碑立在他们心里,是李世民无法砸碎的。
去意无边以为,目前的中国其实离盛世还远,有下岗工人,有失地农民,有黑砖窑、黑煤矿、黑社会,有警匪一家。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对于将来的盛世,我们不仅不必提前欢呼庆祝,反而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思想准备。因为历史证明:与盛世接踵而来的往往是乱世。开元盛世如此,康乾盛世也是如此。不图虚名、不急功近利,在抓发展的同时,腾出手来抓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根绝腐败,为党和国家清除不定时炸弹,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盛世,并且使之长盛不衰。这才是远见卓识、才是千秋功业。
去意无边人微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