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少年

天地再大，留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何谓江湖？江湖是一种心境，江湖是一种情结，江湖是中国人莫可名状的一种生存状态。
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自然的江湖，靠流动的水系把大地连成一脉，形成可以放任自由的境地。与其在几近干涸的洼地里相濡以沫，生死相约，不如趁潮水涨起时彼此放手，相忘于江湖。这是道家的自然理念，人要顺应自然才能做到天人合一，让自己无拘无束。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社会的江湖，容纳着四海苍生，他们汇聚成汪洋潮水，可以载舟，亦能覆舟。坐在船上要眷顾着江湖社稷，方能四海升平；漂在江湖则要推波助澜，才能让船稳健前行。这是儒家的社会纲常，人要恪守本分才能维护社会一统，让自己安然自若。
自然的江湖与社会的江湖，其实是出世与入世的两种心境，他们是对立统一的，统一的归结点就在人心。人心即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古龙先生对江湖的定义。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恩，或怨，或情，或仇。它们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所以古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身虽不由己，但心未必着魔。当心能看开这一切时，也就能放弃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当心为此纠结时，那就只有在社会体系中寻找出路。或在伦常和法制中循规守矩，或在侠义和权谋中离经叛道。
在古龙的江湖格局里，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有柔情和侠义的交集，有公道与人心的辩证，更像一个张扬个人能动性的社会体系。尽管这个体系经常以自然山水为布景，山水间也隐逸着不少世外高人。但这些人往往都少不了尘世纠葛，自然的江湖里也常常刮起腥风血雨。
所以当我们游走于山水之间，看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时，切莫惊扰；碰到“牧童见客拜，山果怀中落”时，小心提防；“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时，须得恭敬。因为武侠世界里的“渔樵耕读”不再像唐诗中那么纯粹。比如《天龙八部》中大理皇室的四大家臣，《射雕英雄传》里一灯大师的四大弟子，他们都曾居庙堂之高，但为了能安处江湖之远，便以渔、樵、耕、读的身份掩饰自己是武林高手的事实。
金庸这两部小说里的“渔樵耕读”有着深厚的渊源。《天龙》中的朱丹臣和《射雕》中的朱子柳，很可能是曾祖孙的关系。他们是书生，也是剑客；他们是朝臣，也是游民；他们有着侠肝义胆，也有诗书才情。这又让我联想到了李白。

金庸的小说有两部与唐诗紧密关联。一部《连城诀》可以说就是一本“唐诗密码”，把诗句演化成剑法口诀，在口诀中隐藏着宝藏的秘密；另一部《侠客行》不仅取名于李白的诗作《侠客行》，并且直接以这首古诗开篇，英雄豪迈之气从一开始就高屋建瓴，通彻全篇。
侠客行（李白）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自古燕赵多侠士。在那个战国纷争的时代，有多少英雄为了国家大义，慷慨赴死，谱写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传奇。鱼腹藏剑的专诸、扼腕断臂的要离、挥锤救赵的朱亥，还有那一去不复还的荆轲。他们既是鲜明的个体，又是一个含糊的群像，因为久远的年代让我们分辨不清每个人的面貌，谁的长发飘飘？谁又是连鬓虬髯？在历史的记忆中，他们的名字比他们的形象更具有表征性。
伴随着哒哒的马蹄声，一个头戴胡缨帽，腰挂吴钩刀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在皎洁的月光下，明晃晃的宝刀与马鞍交相辉映。十步之内，刀起刀落，血溅白巾。他是谁？他与朱亥一起大块吃肉，他与侯嬴一起大碗喝酒，三杯推心置腹，一诺重于泰山。他是李白诗中的侠客，也是李白心中的自己。
李白“十五好剑术”，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三十五岁时“学剑来山东”，拜师于“剑圣”裴旻。他一生游历江湖，遍交诸侯，甚至拜谒天子时都剑不离身。年少风流时，“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意气风发时，“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雄心壮志时，“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其一》）；飞黄腾达时，“冠剑朝凤阙，楼船待龙池”（《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郁不得志时，“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赠崔郎中宗之》）；老骥伏枥时，“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
佩剑、舞剑、挥剑、冠剑、倚剑、抚剑……剑对于李白来说，不只是随身的武器，也不只是身份的象征，它是李白抒发情怀的寄托，是剑胆琴心的真实写照。我们真应该双手抱拳，面对李白尊称一声“大侠”。他一定会哈哈大笑，欣然应允。只是这样的称呼在万众景仰的“诗仙”名号面前，实在有些局促；以至于我们推崇李白诗歌的才情多过刀剑的侠义，甚至对李白剑客身份的理解，也都要从他的诗作中去领会。
事实上，“诗”才是李白的道具。对于不能实现自我抱负的文字创作，还不如挥舞手中的剑来得直接痛快。这就是李白身居翰林院却依旧无法畅怀的原因，这也是李白不肯安享晚年而非要投笔从戎的缘故。在《侠客行》的结尾处，李白抒发了对朱亥、侯嬴由衷的赞美，同时又对一辈子在校书阁里研究《太玄经》的杨雄，表示出碌碌无为的感慨。这不是李白想要的成就，他不愿意只在唐明皇身边做一个附庸风雅的文字宠臣，如果有机会像专诸那样“筑中置铅鱼隐刀”，自己也能“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李白《结袜子》）

李白的这种书剑情节，在那个时代并非偶然。不去说那些本来就充满英雄豪迈之气的边塞诗人，就连一直给人印象以恬静淡泊的王维，年轻时也曾抒发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老将行》）的宏图大志。唐代文人的侠义之气，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唐朝由军事集团开国，加上初期不断有突厥、契丹、党项、回鹘、吐蕃等边疆民族一边在国事上不断滋扰，另一边又在民间加强融合，这使得整个社会尚武之风盛行，而年轻人则成为这股风气的主要推动者。说他们是血气方刚也好，书生意气也罢，在一个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