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杂文 > 文章内容


导读:1959年4月5日,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讲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当机立断”“与人通气”“波浪式前进”等工作方法问题,接着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
1959年4月5日,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讲话。他首先讲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当机立断”“与人通气”“波浪式前进”等工作方法问题,接着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疾言厉色,点名批评彭德怀。“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毛泽东的语气十分严厉,他犀利的目光扫到彭德怀的身上。“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了你好,我没有偏心。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重点是游击战争。洛川会议决定了的,游击战争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是这个东西,相当多的同志不赞成,以百团大战为高峰。我看那是闹独立性,自以为是。你彭德怀是一惯反对我的,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
其实,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这一战役,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粉碎了敌人围困我敌后军民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敌人向大后方的进攻,提高了我八路军的声望,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敌后军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同志把他与彭德怀同志之间的个人恩怨扯到历史事件来,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

一九四○年的八月,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互相勾结,妄图称霸世界。由于过去一个时期,英美法一味采取妥协政策,助长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在德意横行欧洲之际,日本准备打通平汉路南下,在亚洲发动新的冒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诱降政策,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扬言要兵分三路向蒋介石的大后方进攻,南路由越南进攻昆明;中路由宜昌进攻重庆;北路经洛阳进攻西安、兰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汪精卫等国民党投降派的劝降下,国民党莫衷一是,投降活动日益加剧。乌云浓重地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大片国土。
在敌人后方,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越战越强,对敌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以太行山为例,我们的实力已由挺进太行初期的两个半旅,发展为十一个半旅。敌人为了束缚抗日军民的手脚,大搞“囚笼政策”,使我们的敌后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当时,刘伯承师长曾生动地比喻说: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来说,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日寇现在正忙于装置这样一个“囚笼”,企图把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分割开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羔羊,任其宰割。
为了挽救时局,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签发了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达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这个命令明确地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华北的整个时局,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意义,规定了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以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队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关隘据点,较长时间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正太路,从正定到太原,全长二百四十九公里。它横贯太行山脉,在崇山峻岭间蜿蜒西去,把巍巍太行劈成两截。它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的重要封锁线之一。在这条铁路线上,有天险娘子关和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除太原与石家庄外,日军以第四、第八、第九三个混成旅团共三千六百余人,分布在五十个据点里,守备在这条铁路线上。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担任守备。铁路两侧二十至三十里左右,均构有一线外围据点。敌人还经常派装甲车轧道巡逻,自吹自擂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七月间,我军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曾带着彭总的初步设想,由总部所在地沿清漳河下来,到了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当时,左副参谋长传达了彭总的初步设想,说:这次破击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都将参加作战。邓政委听后明确果断地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刘师长听后也很赞同。他们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华北敌后的抗战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敌人,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邓政委和刘师长接着吩咐我说:“打破敌人‘囚笼政策’,这一着棋太好了,彭总设想得很好。正式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战役准备工作你们可以提前搞。”遵照刘、邓道长的指示,我立刻开始了这一工作。
八月八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同时发出《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接到命令之后,刘、邓首长立刻忙起来。他们在作战室里通宵达旦地思谋着、指挥着。我忙着组织进行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兵器的配属;道路的选择;弹药器材的准备;群众参战的动员;后方勤务保障等工作。
八月十八日,我们在一二九师前进指挥所——和顺、榆次和榆社三县交界的石拐镇,即太行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召集了由左、中、右翼破击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传达了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八月八日下达的战斗命令:由我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共同担任正太路破击任务。集总分工由聂荣臻司令员指挥下的晋察冀军区部队,以十五个团的兵力,破击阳泉以东、石家庄以西的正太铁路东段;由刘、邓首长指挥的我师部队与决死队的一、三纵队也是十五个团,担任阳泉至榆次段破击作战任务。在作战会议上,我把正太路上敌人分布情况,详细作了介绍。根据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作战命令和刘、邓首长的作战决心,将太行、太岳部队主要兵力作了如下部署:以十个团破击正太路西段,另以二十八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