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最近，我正在阅读在旧书市买的《人物》杂志月刊，那上面，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我读得津津有味。我愿意了解过去，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人物》1986年第一期上，有汪东林写的《访梁漱溟问答录》，有《围困长春战役的回忆》一组文章，有肖劲光写的《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有曾泽生写的《起义纪实》，有刘浩写的《奉派进城》，有郑洞国写的《放下武器》。
梁漱溟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十八岁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当过《民国报》的记者和司法总长的秘书。后来，应蔡元培聘请，进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著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等多种著作。抗战期间，他应蒋介石之邀，为国民参议员。在此期间，他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一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届政协常委。
他对“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评价很高。他说：我一直认为，蔡先生的了不起，不单是他的学问，他的品格，而首先在于他开创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效后来，为世人所公认。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和提倡“学术自由”。在任用师资上，他聘请了大量新派名家，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周树人、陶孟和、顾孟余、钱玄同、高一涵等等。但同时又有旧派学者。
梁漱溟先生，本来是没有学历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自学成材的。能够聘请他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可见蔡元培先生是不拘一格聘用师资的。
通过梁漱溟先生的回忆，给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对蔡元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另外，也知道，蔡先生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用人上，都是值得称道的。就好像我读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时的那种感觉一样。《二马》故事的背景，是八十多年前的英国。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很像当今的中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不是工交车，就是出租车，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如何赚钱，稍微有点文化的，见面必言写书、出书之类的。八十多年前的英国，与如今的中国，形成了很好的对比。我的感想，老舍先生意识的超前，与蔡元培先生的办学宗旨与用人的准则，形成了很好的对照，想到这里，我不禁要感慨，要思索了。
在解放长春的问题上，通过几个人的回忆录，给我的感觉，在和平解放长春的重大问题上，除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外，曾泽生先生起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历史，是人类自己书写的。经历，是个人行为的最好见证。
读了历史，难免产生一些想法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的想法，都是可能的。读史鉴今，是读史的根本所在。梁漱溟先生的经历和他对当代历史名人的评价，是他自己经历的结果，也是他自身的感觉所致。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促成自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梁漱溟先生爱国、进步，能够在风云变幻中站稳立场、把握自己，与他的思想，与他对于事物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曾泽生也是这样，他虽然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是，在重大问题的抉择上，是做到了很好的把握的。处理这样的问题，在常人看来不容易，在个人来讲，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但是，最终，还是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
现实，也是历史，只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把握自己，很关键，很重要。我们很好地认识人，很好地认识事物，很好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做到既利于个人的发展、进步，也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对世人说，我经历过什么，我对什么人有怎样的认识与评价。那时，后人们将会说：这个人真的不错，爱国，进步，个人，也是有作为的。后人的评说，虽然当事人听不到了，但后人们理解，也就很值得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