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岗位不是收容站也不是救济所

今年专业又招了几位年轻教师。不出所料，这些教师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觉得在单位上班太累，竞争压力太大，吃不消了，才不得已辞职应聘到学校来。
先不说这些人对于教师到底有几分崇高之情，只谈谈教育业绩的事情。虽然说刚走上三尺讲台，而且是半路出家，并非毕业于专业的师范类学校，对于教育有很多误读和理解，但是，仅仅从上课的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也可以发现，他们的知识过于浅薄和苍白。大多数人只能照本宣科，很狭窄和片面地讲解教材上的东西。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教材上单纯的直白文字通过大屏幕变成图像文字，兼而有之则充当一次广播员的作用。很少有人能够随意延伸，自由发挥的。这是学识积累的不足，所以导致思维的僵化，拓展不开。其上课的气氛调节，以及学生的收获也就不言而喻。
更有甚者，专业有个老师竟然时常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其专业水平，可想而知。在我就读的专业，三十个教师，通过专业证书的只有三个。教师平均年龄三十五岁，与其说这是教师队伍青壮化的象征，毋宁说是人才流失滥竽充数的反映。我们专业以前还有几个专业能力过硬的教师，但都由于学识太好本事太大，而离开公职下海为商为官了。
再说一件事情。每年毕业前四五个月，高校校园内都忽然多了许多与教师资格证考试相关的培训班和考试信息，很多学生都积极备考，准备毕业后当教师。这些学生普遍反映，考个教师资格证，为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找不到其他好的工作，去当教师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事实也差不多，大学毕业后，很多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单位接收的学生都为生计所迫转入了教师队伍。本科毕业生进入中学或者小学执教。而学历高一等的，诸如硕士、博士，则进入高校执教。
这个情况很有趣。有趣在于这些人不是说如同胡适梁启超诸公一般，因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被高校盛情延聘，或者是志在传道立身主动进入教师队伍；恰恰相反，是一种高不成低而就的无奈之举。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战场的逃兵，应付不了战场的厮杀和搏斗，退而求其次，放下长枪大炮，跑到后线操起铁勺锅铲，干起伙夫的营生。更刻薄地说，这些人就是社会竞争淘汰下来的残次品。而高校却以收容和救济的姿态接收这批人，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教育水平。事实证明，这种情况的确会形成一种“学不好则教——教不好则学不好——学不好再教”的恶性循环。在很多高校，学生看不起教师，教师看不起学生，这种不正常的学习氛围很普遍，不能不说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宣称高校的教育已经严重退化了，把责任归咎于大学生的不务正业，沉迷于男欢女爱和网络游戏之中。这是有失公允的，也应该追究一下这些讲师教授的责任。
作为高校的教师，理当具有丰厚的学识，高雅的情趣，这样才能树立起学习的榜样，才能真正担当其授业解惑的重任，通过自身学识和人格感染身教学生。即使教师不能成为一个整学者，至少，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也应该是半个学者。如果半个学者都做不到，那就应该清退出去。教育是一国之本，容不得半点马虎，更来不得滥竽充数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则是误国误家，误了千秋大业。
比如拿过去的西南联大来说。之所以创造了教育上的奇迹，培养了汪曾祺、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邓稼先等诸多各个文化学术领域的翘楚，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学者教授云集于此。当时的知名教授就有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王力、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朱光潜等等人物。单看教师的名单，就足够震烁古今了。而当时西南联大的校长则是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公。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下，西南联大的神话不创造都难。
拿西南联大来说事，不是要苛求现在的高校都要高薪聘请学者名流，只是为高校的教师招聘提供了一个“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标准而已。高校是精英的教育，是培养以后挑社会大梁人物的地方，对于教师的选拔决不能儿戏视之。更不能泛化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容站，救济所。否则的话，那整个社会必将都是大学教育的收容站和救济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