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字难写

母亲生于1956年，土改的时候，姥姥家由于是“地主”，原来居住的楼房被“贫农”们占去了，大家拖家带口地搬进了破鄙的“牛棚”，母亲出生时大舅、二舅才五六岁的样子。
村里的人们都习惯地称她是“仙姑娘”，这是本地农村对生出男孩后头个女孩的亲切的称谓。但是，像母亲这样的“仙姑娘”注定其童年不能像神仙那样逍遥自在地生活。
据母亲回忆，她记得的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四五岁时脖子后面长出来一个“毒疮”，从核桃大小长大到拳头大小，姥爷去远方找来一个江湖野郎中，他把母亲叫来，用腿使劲一夹，野郎中便用锥子朝“毒疮”扎了进去，母亲痛得又是跺脚又是大哭，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不敢啦，不敢啦……”，至于不敢什么啦，她自己也不清楚。毒汁和血液流了一碗，从那以后母亲的脖子后面便留下了一道疤痕，她曾长期懊恼那片头发遮盖不住的疤痕。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不过除了经常挨饿，对于小孩子来说也不是没有童趣。我曾见到过一张那时候姥姥家拍摄的全家福，里面一共有八个人，分别是：老姥爷、老姥姥、姥姥、姥爷、大舅、二舅、三舅，和母亲。三舅被姥姥抱着，母亲则端坐在最中间的位置。像片的背景是家门，墙上贴着对联，是和“大跃进”有关系的，很有时代气息。中间是一张桌子，摆设着那时候全部值钱的家什：老壶、茶缸等。看起来母亲小时候很标致，眼睛很大，脸胖胖的，漂亮中透着童稚气息。
老姥爷家虽然是村里的富户，但是算不上“地主”，因为村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地。老姥爷靠着勤奋和节俭持家，土改前家里积攒了几瓮油和米。节俭是他持家的道路，其实全家也只有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
母亲出生前，家里曾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姥姥只得带上大舅和二舅投靠远在邯郸的亲戚，在他们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
母亲4岁时，三舅出生了，他是母亲小时候最亲密的伙伴，母亲既是照顾他的姐姐，也是和他争闹的“对手”，还是共同完成任务的帮手。因此他们在一起时常常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又大笑，从来不曾消停。
大舅是个沉默寡言，善于思考的人。他喜欢读书，成绩优秀。姥爷对此毫不干涉，他的兴趣偏重于理科，能把收音机和手表等零件拆散，再凭借记忆力一个不落地准确地重新装好。
可是大舅在读初三时，一场意外事件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
期末考试在即，大舅在同学家里复习到深夜，回家的路上把钢笔丢掉了。姥爷和他去寻找未果，一怒之下就扇了他一个巴掌。就是这个巴掌使大舅一病不起。
这件事情，姥爷不曾对其他人讲过，大家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缘由。
大舅舍不得丢掉考试，只得带着病去参加考试，老师一看那情景，说，这模样还考什么啊，先回去看病吧，明年再考还来得及。
谁知道第二年取缔了高中入学考试，变成了按家庭成份推荐入学。
大舅当然不符合条件，他只得忍痛丢掉了学业。
二舅小时候受到过几次惊吓，这为他后来精神脆弱的问题埋下了伏笔。但是成绩同样不错。
每天晚上，煤油灯燃起来后，兄妹们边把头攒在煤油灯前读书，直到窗外传来姥爷推门的声音，大家迅速地把手里的书藏起来，假装都在做各自的事情。于是时间一长，大家的眉毛都被火苗熏成了灰色。
母亲6岁时，姨姨出生了，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便承担起姐姐照顾妹妹的责任。母亲正值贪玩的年龄，看见姥姥有空的时候，就常常丢下姨姨独自去玩耍，玩到一半想起来，再跑回来继续照顾姨姨。
三舅七八岁时，有一次姥爷吩咐他去县城里卖自编的篮子，临行前交给他两毛钱以备找零用。三舅背上篮子就进城了，可是他太担心那两毛钱了，一路上一会儿摸摸，一会儿摸摸，结果到城里时就摸不见了，幸好有好心肠的邻里捡到交给了姥爷。
母亲到了入学的年龄便读书了。第一次参加考试是在邻村，不得要领，做完题连教室的门都找不到。她考了8分，和她一同考试的一个姐姐考了77分。她们两个人便争谁考得高，母亲以为自己高，就说：“7大还是8大？”那姐姐说：“8大。”
到五年级时，母亲成绩已经遥遥领先了。老师每堂课都让母亲先读课文，然后再亲自讲解，有争风吃醋的同学便奚落母亲是那老师的“干女儿”。
这时候姥姥累病了，腰酸腿痛起不了床，便要母亲退了学回家帮助料理。
母亲说，退学那天，她和村里的同学清晨一起去了学校，谁都不知道她要退学的消息。下课了，母亲一个人敲开老师办公室的门，低着头懦懦地道：“老师，我娘病了，我要回家伺候我娘……”，老师闻听后气愤地道：“坎孩，敲死了你。”（注：方言，常用来骂小孩的话），旁边一个教物理的老师道：“成绩那么好，退学就可惜了。”母亲说不出话来，转身眼泪就掉了下来，推开门，背着书包就一个人回家了。
姥姥在家病了一年多，终于渐渐恢复了健康。有一天，母亲鼓起勇气对姥爷说：“爹，娘好了，我想读书。”老爷用不冷不热的腔调对她说，“去吧！”她高兴坏了，重新把课本整理好，第二天就背起书包去了学校。谁知道头一次考试成绩就让老师和同学大跌眼镜，除了数学差些是62分之外，其他科目成绩都是优秀。可笑的是，和他一起考试的那个姐姐，一年来风雨无阻，没有逃过一节课，却考得一塌糊涂，痛哭一场。
母亲在村里的同龄人都由于成绩极差而退掉了，这样，母亲才得获得读高中的机会，那时候社会风气也不稀罕读书。在高中，她是一个沉默文静，不那么活泼的矮矮的女孩。
从她高中毕业照片上能看的出来，她站在队伍靠前的位置，许多年后，当时教她语文的老师还在他的诗集里特意提起她：缝纫机下蹬出金光大道。其他人都知道那是说她的。
“文革”接近尾声，想起来那些年姥姥家作为“地主”只能有机会做最苦最累的活，饿肚子是常态。五个孩子每天都等着姥爷回家，希望从他的衣兜里能掏出一颗糖来。大家你舔一下，我舔一下，乐不可支。有时候，姥爷回来了，摸来摸去却掏出来一个烟嘴，大家就都叹息一声。
每次分到了吃的，姨姨总是悄悄地藏起来，每天只吃一点点，母亲却喜欢当场消灭掉，然后问姨姨要。姨姨不肯给，就说：“你的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