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佩服的两个人

今天我开始看蔡元培的那本《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的，很薄的一小本，预计花一个月的时间看完。提到蔡元培，我不是很了解，先前对他的印象，也不过是在北大当校长，李大钊是他的图书馆馆长。而因为李大钊的缘故，我却又知道了蔡先生和毛泽东有点瓜葛。还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包括那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都可以一并想起来。在学术和思想上，我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记忆，恐怕就是那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因为我曾经上过一门名叫《美育学概论》的课，所以记忆很有些深刻。
但这些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的皮毛的印象，而且也都是看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书所得的不三不四的掌故，宛如稀稀落落的星空一般，虽是在我的头顶闪烁着，可是呢，一则茫远难求，二则也还有更大的我所不知的黑暗的部分，使我感到人类的历史仿佛谜一般难测，正如宇宙的幽深的黑洞。不知怎么的，在开始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对于先生，心底还是很有些漠然的，仿佛他只是一个和我毫不相关的人，正如当年的北大也只是一个和我毫不相关的学校。——但当我看了十来页，我的看法就有些变化了，我甚至开始想到一些我曾经忘却已久的人的名字，比如辜鸿铭。
说到这个辜鸿铭，我曾经一度对他感到十二万分的好奇，也曾在这好奇的冲动下买了他的一些书；然而我却并不曾看完，只任它在寂寞的书柜里寂寞的躺着。后来我似乎有些许的明白了：大抵我很讨厌他那条长长的辫子。
民国的时候，——正象中国别的易代之际一般，——颇产生了一批文化上的怪才，他们要么疯疯癫癫，要么大言不惭，要么以狂怪自命，要么以救主自居，总之很有些癫狂和热闹，都想在易代的时候有一番异样的举动，以显示出他们的生逢其时。这位民国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便只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的思想是很复古的。
之所以在看蔡先生的伦理学著作时竟忽然想到那个怪怪的辜鸿铭，是因为他的极端自负同蔡先生有些关系。他曾对罗家伦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
这是使我十分诧异的话。因为以辜鸿铭在民国时候的狂怪和高傲，是不必看得起温良而仁厚的蔡元培先生的。我后来又知道了，大抵有些才华或者更有些学问的人，免不了会自恋，觉得这个世间，仿佛唯有他自己才是最最值得自己佩服的人，才最有个性，最有才学，也最有思想和胆量，也最能代表中国的文明。比如说罢，我所知道的那个李敖，便曾夸口说过这样一句无耻的话：
“我要找到值得我佩服的人，最好的办法是照镜子。”又说：
“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我真替李敖感到一种莫名的同情，或许也有些许的悲悯，虽然我曾经很鄙视他。——因为他不曾象狂怪的辜鸿铭那么幸运，在他那可怜的时代里，他终究没有遇见一个他可以佩服的人，只好变成一个可怜兮兮的自大狂。于是我对于蔡元培先生，便似乎比先前多了一层了解了，同时感觉他并不是那么的隔膜；他开始融进我的内心里去，就象早晨的第一抹阳光将天的一隅渐渐地照亮了一样。
于是，我开始认真读他的那本书，那本曾在我的书柜里寂寞地躺在8年之久的书。我的心正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