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散文 > 文章内容


导读:解放后不久姥姥就带着全家搬出“丁香小院”,住进一间窑洞。城市的窑洞和农村不同,是用砖砌起来的砖窑,也不是一间一间独立着挨个站在一起。那些面对面开着门的窑洞排成两排,之间的走廊也被封闭起来,再由一个统一
解放后不久姥姥就带着全家搬出“丁香小院”,住进一间窑洞。城市的窑洞和农村不同,是用砖砌起来的砖窑,也不是一间一间独立着挨个站在一起。那些面对面开着门的窑洞排成两排,之间的走廊也被封闭起来,再由一个统一的大的窑洞门完成和外面的联络。一迈进大门,就是黑漆漆的一团,每孔窑只靠着朝外的墙上开着的一扇窗采光。
我的童年,就随着姥姥住在这种由窑洞组成的院子里。很多年以后,这里要翻建楼房了,我才知道,我们的家不和别人一起走大门,而是单独成了一个小院的原因。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姥姥居住的院子由老主家的继承人捐献给了国家,重新做了分配,姥姥一家调整到了这间窑洞。随后失去音信几年的姥爷突然现身,但并没有出现在家里,现身的只是姥爷做为反革命军官以反革命的身份正式镇压的消息。从此,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漫长的阶级斗争,伴随在全家人几十年的生活里。
阶级斗争的彻底不单单是有一天没一天的批斗和教育,它曾经渗透到每个人每时每刻的言行里。我们住着的院子,原是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大院”,突然混杂了如此一家反革命家属,很是掀起了一阵波澜。群情激愤下,大家伙一致决定,决不可再让反革命和自己同走一个门,同用一个走廊。
幸运的,是姥姥住的那孔窑,刚好是一排窑洞里尾巴上的一间。于是,把朝向走廊的门封死,在朝向外面的墙上重新开个新的门出来,就成了独立的一间。
那样的砖窑是极结实的。不比现在的平房,用24墙、12墙哄人似的码起来就是。那些墙体至少也在50的厚度。在墙上打个门出来应该也算个不小的工程了。
另外开个门,却迎来了另一片天地。无需再从黑暗狭窄堆满杂物的走廊通过,而是出门就见天,也比其它的窑洞要敞亮许多。
我的童年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百草园”,也得益于这样单门独户的待遇。在我快满四岁的那年,隔壁的一串窑因头上有一间出了意外,连带着整串窑都被废弃。我们在邻近的三孔窑前搭个顶,和自己的住的窑连起来,再把通向其它窑的门窗封死,四孔窑形成T形连在一起。略略的沿着窑向外扩张扩张,垒起砖墙来,就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院子。前院刚好有棵杨树,已经长得高过了窑顶。在后院又盖了间小小的房子,其他的地方都翻了土,后院的小屋是我的天地,由我用来放玩具、做游戏,后院的空地也是我的天地,每年春暖了,栽什么花,种什么草,都由我说了算。
喜欢叽叽喳喳的胡乱说话,是十几岁以后的事情。在那以前,我是沉默孤僻的,不知是环境造就,还是天性使然?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的最末,记忆里模模糊糊的留下了些血腥的印记。在我略微记事的时候,革命已经算是过了最高潮的浪头,但并未彻底平息。我还记得姥姥把我打扮停当领出门,到人山人海的地方托给哪一位年长些的邻居,然后自己走到台上面去站着,想起来那就该算是批斗会了,这些影象大约是在三岁左右时留下的,具体的内容和过程都不记得,只隐隐约约感觉那气势令人心惊胆寒。直到现在,有时梦境里也还有它的影子。
最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平时熟悉和气的面孔,会在瞬时变得张牙舞爪。那些时常拿着布头找姥姥帮忙做针线活的姥姥、奶奶们,皱纹里的和蔼能在瞬间变成狰狞;那些脆嗓音粗嗓门的叔叔阿姨们,也在突然间就收起来平日里的义气,歇斯底里的发泄出一身的蛮劲。有时宣泄不够尽兴,就会跑到家里来继续。我曾经钟爱的小鱼小猫小兔小鸡,一个也没能逃过劫难。
姥姥或是将人情世故领会到透彻,或者就只是大度,面对一个个在瞬时变化来变化去的面容,能始终如一的从容。但当时的我就只有一个念头:逃。
逃,自然是逃无可逃的,于是便沉默。在姥姥的悉心教导下,我自然的成为了一个“好孩子”,会赶在挑着水的人前面去打开门扇,然后头也不回的再跑开;面对各样的夸奖,礼貌的扯着嘴角象征性的微笑,再瞥瞥眼角自顾自的走开;如果有人挑衅的挑逗,就用夸张的昂首阔步,故意的多走几个来回。
除此之外,我的世界便是我的百草园。园子里曾植过扶桑,植过海棠,甚至有过一株一出色的牡丹,还有春来自生、秋凉自谢的各式各样的小草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紫的,粉的,抢功似的缤纷。在属于我的清香里,我掐了指甲花涂染指甲盖,摘了成束的蝴蝶花插满桌上的小瓶,看牵牛花吹着圆鼓鼓的喇叭,抱来自己的大白公鸡和鸡冠花比赛……
八十年代初,这里要翻建楼房时,大家临时性的集体迁到东山附近的过度房去暂住,因只是暂时过度,那里的房子是一样的规格。革命运动平息了几年,人们的面容也平息了几年,却在那一瞬间又突然爆发,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不明白,一次不会因之而荣、因之而毁,不会因之而带来收益、也不会因之而损失财富的举动,何以会使诸多人挥拳捋袖兴致勃勃?
姥姥所居住的过度房,又一次被硬生生的改了门,穿堂葫芦似的单元房,厨房、卫生间、和其中的一间屋子都被劫走,新开的门挑着唯一的一间屋,外面搭个雨棚支起炉子来做了厨房,挑水要到五十米以外的公用水管,入厕则要到将近二百米处的公厕去。
那年姥姥七十三岁。
那年的我十三岁。我已经能从容的面对变来变去的面孔,但对这些我依然无能为力,只能是冷笑。动员搬迁的时候,描绘给大家的是美丽的蓝图。对我而言,再次面对的冷漠已经将美丽覆盖,我的百草园,随着搬迁消失了,我的童年,也一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