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

“五四”的时候那直接就提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口号，可见这个“礼”在他们心中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毒瘤，在鲁迅的笔记，他也认为封建的礼教和封建制度都是戕害、压抑人性的东西，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中国人好你还是很讲礼的，鲁迅就曾经讽刺过两个坐电车的人相互谦让，结果车都开走了谁也没能上车。但是经过文革对过去价值观的彻底否定，礼仪在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让国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混乱的公交、不堪的公共卫生、公共场所的喧闹，越来越受人指责。
现在的中国人是不屑于礼仪的，礼仪太多，反而觉得见外。听一个韩国的留学生说，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听见旁边一个司机叫另外一个司机傻B，那个司机热情地应了，她也叫那个司机“傻B”，结果那个司机追了她一条街。在中国，越是亲近的人之间越少礼仪，亲近的人之间经常相互叫对方外号，挖苦对方表示亲近。礼仪上的东西是给外人看的，初次见面的时候才会客套一下，什么时候对你不客套了，也就是把你当自已人了。不只现在，古人也如此，看电视的时候，皇上私下会见重要的大臣，也是说：爱卿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看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情节让我很感动，男人回到家里，总是大叫一声“我回来了！”然后女人跟孩子到门口欢迎，这才是一个家啊。虽然，有时候两个人感情好，有人回来了也会到门口热情地表示欢迎，但是人的心情总是会受到影响的，不可能每天都有好心情，回到家，本来好好的心情看到一张冷冰冰的脸，心里也会凉几分，但是一个恰当的欢迎礼总是会多多少少促进两个人的交流。但是礼太多了似乎又是一种虚伪，当礼成为一种法制的时候，就像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就成了一种压抑人的东西，像巴金里的《家》那样。人不能为了一种所谓的所统的礼仪而做自已不想做的事情、爱自已不想爱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礼仪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有时候别人一个恰当的礼仪确实会觉得舒服，就像孟子说的那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礼仪还是需要的，那么多少的礼仪才是合适的？读了《礼记》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至少写作的初衷是好的，让人从原始赤裸裸的愚昧中解脱出来，但是到了后来就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吧，也许是其中的许多意思是被人曲解了。就像所谓的“父为子纲”，这个纲怎么解就是一个问题，也可能是统治者为了自已的统治把其中的一些夸大了，就像我初读《论语》的时候，我也觉得惊讶，一个几千年来以这本书为宗的书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虽然其中的一些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事实了，但是其中的很多还是很有道理的，其中的智慧，到了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就为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礼仪给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恰当的礼仪，应该在生前是对别人有益的，让平常的人感觉舒服，让长辈觉得自已被尊重，让有些紧张的人觉得放松，这种礼仪应该是无害的，不应该成为压抑人成长和个性的东西。而“死而无害于人”更让人觉得有理，中国一向讲究厚葬，哪怕是个不孝子，父母死了要是自已还有一分愧疚的话也会将父母厚葬，这个毛病到今天也没有改掉，从古到今，丧葬费用都会为很多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活下来的人还要为死去的人负担，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对于礼，没有不行，教条地执行也不行，关于礼的适度问题，我想“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应该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