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人

大多数人的一生是风平浪静的，没有轰轰烈烈，不会荆棘丛生；可有些人似乎生来就是异于常人的，他们有敏锐的触角，能看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又绝不肯妥协，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总是举步维艰、处境险恶，他们的一生常常苦不堪言、历经风霜，可无情的岁月昭示人们，他们总是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而那些煊赫一时的人却烟消云散，索尔仁尼琴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统一联盟，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斯大林的威信如日中天之际，时年二十七岁、身为炮兵大尉的索尔仁尼琴因与挚友在信中用暗语议论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前线被捕，获刑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原；1954年患癌症到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就医，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荣誉，开始业余写作；1962年发表苏联历史上第一部以劳改营为题材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第二年加入苏联作协，同时发表《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受到严厉的批评，重要作品不能在国内出版；1967年散发致苏联作协“四大”的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中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保障作协会员免受诬蔑和非法迫害”，1969年11月被梁赞作协开除，再次向作协致公开信，引起国内外巨大轰动，罗素、萨特、伯尔等世界名流强烈抗议把索尔仁尼琴从作协中开除出去；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却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前去领取；1973年在巴黎出版三卷本长篇小说《古格纳群岛》，1974年2月12日被拘留，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被驱逐出境，因为“他攻击了我们最神圣的列宁，攻击了苏联制度和苏维埃政权，他反对所有我们最宝贵的东西”；1978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批评西方社会的种种罪恶，招致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围攻；1990年作品“回归”俄罗斯，这一年被称为“索尔仁尼琴年”，1994年“活着回到祖国”，莫斯科万人空巷冒雨欢迎这位“英雄”和“受难者”，回国后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1998年拒绝领取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当人们欢呼新世纪到来的时候，索尔仁尼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要走到象征两个世纪分野的时刻了。谁不在引颈期盼这个时刻的降临？曾有许多人也是这样迎接20世纪的，以为它将是一个崇高的理性时代，全然没想到它会带来吃人的可怕劣行。我们凭什么期待布满新式武器的21世纪会变得更好？！”
八十八岁的索尔仁尼琴荣获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他终于得到了祖国的认可，这位曾经以不合作而闻名全世界的老人会不会一反其先前的做法，说出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呢？一个苍老、疲弱、略微沙哑的声音响起：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听到这个声音，人们不禁慨叹，索尔仁尼琴没有变。尽管岁月流逝，老人行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始终清醒着，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始终为人类的命运担忧。
索尔仁尼琴称自己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的确，他就是这样一只“牛犊”，只知向前，而不知后退，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哪怕弄到遍体鳞伤。
索尔仁尼琴是不合时宜的，他总是不讨人喜欢，他不知道曲意奉迎别人，他不会看别人的脸色。可是平心而论，他似乎又总是对的，虽然他的言辞非常激烈，虽然他总是指出社会的阴暗面。正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我们才得以清醒地认识社会的真相，不至于失去理性，而那些位高权重者也才会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索尔仁尼琴走了，但他那种坚持独立思考、不为势利所屈的精神，却将长存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