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着，生活着

第一次注意到那位老妇人，是在我家附近的菜场。
她花白的头发，黝黑嶙峋的脸上叠加着岁月的皱褶，干瘪的嘴唇因为少牙的缘故向内凹陷——一切都是老迈的痕迹，就象用老树根雕刻的硬线条的作品；身上的衣服洗得泛了白，依稀还可以辨认出先前的颜色，显然穿了有些年头，但也清爽干净。她前腹腰际处支了一个竹编的圆匾，两端用绳带绑了，挂在脖颈上；匾里是一排排插放整齐的简易打火机和一小堆用来擦洗污垢的钢丝球。她的背有些佝偻，那个圆匾似乎让她不堪重负——或许还有更多的东西在一点点压弯她的腰。
我两手提满了购物袋从她身边经过。经过了，又忍不住回头看看。她就这样站着，好象生活本来就该如此：卖两样廉价的货品，赚少得可怜的几块零钱，吃上一顿有菜有饭的饱餐。生活就是这样的简单，也是这样的无奈。
一连几天，我都在买菜的时候刻意地找寻那位老太太，要向她买打火机——其实，家里也用不着这东西。不过，我想这是我唯一可以为她做的，也是我力所能及的。
终于遇上了。我几乎是跑到她面前。
“我要买打火机。”
“这是五毛的，这是八毛的，这是一块的。这个八毛的，挺好打的。就买这个吧。”她一边说，一边按动打火机做示范。她说话声音很清晰，倒不象样子显得那么老。
“拿两个这个吧。”我随手拿了两个标价一块的，就要付钱。
“姑娘，打打看。一打就着。”果然，一打就着。
我把两个大头放在她的圆匾里，道了声谢就落荒而逃。我很羞愧，因为我仅仅只给了她两块钱。
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她。我很担心，是否还能再见到她？她毕竟是太老了。
再遇见她时，我依旧买了两个一块钱的打火机。我递了张五元的纸币给她，我没有正巧的两个大头。
“五块钱。找三块。”她轻声咕哝了好几遍，好象生怕出了错。
她放下斜挎的小板凳，就地坐下，开始找钱给我。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打开，又拿出一个手帕包，四角摊开，又是一个纸包，再一角一角地展开，纸包里是一小叠五角的纸钞。她两张两张地数给我，正好数完了三次。她的动作非常迟缓，慢得让人心酸——也为那包裹了三层的六张五角纸币。
好几次，我都想说：不用找了。可是我没有勇气。穷困而不至于乞讨的人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现在，家里可以用的打火机也有好多个了。我希望这位应该安享晚年却还在为生计而操劳的老太太可以用她微薄的生意，喂饱自己的肚子。我还能希望什么呢？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我想起很多辛苦劳作，却只能获得些许收入的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跛了腿还要爬楼送几十斤西瓜的庄稼老汉；在冬日深夜的寒风里，卖爆米花的老夫妻，收摊的时候，还不忘扫掉地上的残渣剩屑；头发干枯、皮肤粗糙、指甲里抠满泥垢的卖菜妇人；还有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形形色色风餐露宿的民工们。他们过着我们不能想象的艰苦生活，用低贱的劳力换取基本的生存。
什么是生活？生了下来，而且还能活着——就是生活了。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意义仅此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