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百官：下市头出生的“父母官”俞才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设在百官剧院路40号的百官镇人民政府的一任镇长，他的名字叫俞才丰(1987.5－1989.12)。俞才丰自从解放后开始，一直在本地担任基层领导，1951年4月土改结束后，就到“百官乡”当干部，后来又先后担任过“百官公社”党委书记、“路东乡”党委书记、“县水电局”党委书记和“百官镇”镇长等职务，1995年2月退休前他是上虞市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已在我们百官生活和工作了70多年，这是一位我们百官土生土长的不折不扣“父母官”。
“父母官”的称呼，可谓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原创。我查阅《辞海》，书上是这样解释的：旧时称州县官为“父母官”，大致始于宋代初期。不过我猜测，“父母官”三字见诸文字，有可能是在宋初，但这称谓的产生，则可能远远早于宋代。在《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给梁惠王讲了一大通统治者应该如何如何识人用人的大道理，最后说：“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是早于宋代一千多年的事情。
《隋书。辛公义传》记载，因随部队灭陈有功，辛公义升任岷州刺史。当时岷州人的习惯，家里有人生病，害怕传染，弃之不顾，很多本可治好的病人也因此死掉。辛公义决定革除这陋习，派人把辖区内的病人全都抬到他的“办公室”来，和病人同吃同住，用自己的薪水买药、请医生，亲自喂病人吃饭。在他的悉心关照下，病人全都康复，然后请各自的亲属接回家。后来凡是有生病的，都来找他，如果这人没有亲戚，辛公义仍把他留下来治病。于是，岷州遗弃病人的风气为之一变，“合境之内，呼为慈母”。这事也早于宋代三百多年。
今天的河南省唐河县城南35公里处，有一现存的“召父渠”遗址。《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召父渠在唐河县南七十里的湖阳镇，为汉南阳太守召信臣所开。据《汉书》记载，西汉元帝时，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灌溉良田，使郡内“水丰地沃”。他还禁止婚丧大办，严惩贪官，于是政治清平，百姓官吏无不敬爱，尊称他为“召父”。
又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南阳郡太守杜诗善用计谋，严惩不法，减徭轻赋，兴修水利，疏浚旧渠并发明“水排”，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当时的南阳人把杜诗与召信臣相比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个时候的“父母”一词已经有了地方官的含义。宋初王禹偁《谪居感事》诗：“万家呼父母。”其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渐渐地“父母官”也就成了州县官的代名词，应该说这便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最早出处。
“前有召父，后又杜母。”此话随源于此，无不是黎民百姓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说，“父母官”之所以为民赞叹爱戴，都是一心一意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披肝沥胆为百姓操劳。召父杜母，实乃为名不虚传的“父母官”。
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学鼓吹王道，宣扬“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为民父母”、“爱民如子”。古代很多知识分子，登上仕途后，也确实身体力行，把实现儒家理想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中国封建社会，除造就了一大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外，也还实实在在有一批为人民办了好事的清官。
你为百姓办了好事，百姓就感谢你，把你比之于再生父母。我想这就是今天流行“父母官”称谓的来历。在我看来，开始的“父母官”可能还只是个荣誉称号，只有少数真正有德有行的官员才能够享有。可是到了现在，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官员都会拿“父母官”这顶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好多人自诩为“父母官”，图的就是“父母官”“爱民如子”的好名声。
俞才丰这位本家人，还是我父亲的同学，曾经当过我们百官三年镇长的“父母官”，他从解放初参加工作直至退休，一直在百官本地工作，他对解放前后的老百官和改革开放以来百官的巨大变化十分熟悉和了解，见证了百官半个世纪的变迁，被人誉为百官的“活地图”和“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