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情深

《检察日报》走过20个年头的风风雨雨。20年中，她从一颗破土的坯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而今这棵大树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全体检察官眼中一道亮靓丽的风景、成为全体检察官心坎中的痴心朋友。这是真心话，不掺一一点虚情假意，因为有20年的相聚与坦诚地倾诉，我们便有了牢不可破的亲情、友爱、信赖。这种亲情、友爱、信赖就像阳光那般温暖，让喜悦更加喜悦，让烦恼不再烦恼，让绝望淡为烟云，时时刻刻安慰着、鼓励着我走出人生的断崖。
我不能忘记1992年的那个冬天，一张《中国检察报》伴随着呼啸的北风和满天大雪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惊喜了，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读了起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报纸，多么亲切又多么温馨。我所在的起诉科有11个人，互不相让地争看这份珍贵的报纸。平凉是个小城市，处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渴盼通过这份报纸了解检察动态、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反腐情况。实在是好啊，报中刊载的大案要案鼓起了我们严格执法的信心和决心，经常以大案要案为典型，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检察工作中去。我们也经常对案例进行分析，广泛讨论，因观点不同争吵得面红耳亦。
我已是多家报纸的通讯员，已有400多篇新闻作品刊出，还获过十多次新闻奖。但自从有了《中国检察报》，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祈盼着能早日加入到自己报纸的行列中。愿望实现了，1992年5月24日我拿到《中国检察报》通讯员证。我知道，我从此多了一份重担，多了一份责任，又同时多了一份荣耀。我常想，我拿什么奉献给她？虽然我有写稿的经验．但又怕自己平庸的水平难以让她满意：但母不嫌子丑，我的心是踏实的。我频频向《中国检察报》投稿，像孩子似的等待着有一份回报。失望、失望，稿件石沉大海。我闹情绪了，埋怨自己的报纸为什么不登自己人的稿件，甚至有一段时间堵气不再投稿。可我还是被这份报纸深深吸引着，为她思恋、为她苦脑。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一股热情与执着，我的稿件终于登在了不太起眼的版尾或中缝，但我从此获得了一种自信和力量，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为了真正了解认识报纸的内涵，我仔细研究每个版面的内容，开始针对性地写稿，并且下功夫使文字简练，主题鲜明，能够体现出基层检察院工作的实质。就这样，我的稿件质量开始提高，从刚刊登的几十个字，逐步发展到几百字，几千字。
作为通讯员，我在尽自己的义务。从1995年开始，我所在的平凉市检察院除本院订阅该报，还派出我和报道组及其他成员到厂矿、企事业单位宣传订阅该报，院里还为40名
聘请的检察助理员免费订了报纸，使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宣传到众多的阶层。改为《检察日报》后，我们经常地把该报贴在宣传栏里，吸引了更多的群众看报。实事求是地说，《检察日报》不但宣传了法律政策，而且对各类违法行为也是一种警示，而对检察官来说则是朋友，是前进道路中的明灯。
在我写稿的生涯中．总离不开一批热心的编辑。他们有：张晓、孙丽、刘继纯、刘勇、郑健、彭程、刘洋等。他们是大报的编辑，但没有丝毫的傲气与架子，对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写稿者给予了特别得关爱。孙丽与刘勇看到我的稿件，或写信或打电话提出修改意见，对较为满意的稿件时时送来热情和鼓励。孙丽在给我的来信中强调：你在基层工作，熟悉检察业务，非常欢迎你写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稿件。于是我写出了《出门想家》、《七里店》、《野杏树》》等十多篇反映检察官生活的散文，传记、诗歌。1999年，检察文学笔会在成都召开，《检察日报》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孙丽又亲自打电话给我的检察长，均因差费太紧张没能成行，但我永远记着这份情，始终无法忘却。刘继纯在编“法治评论”版时准备发我的一篇长篇，因缺乏背景资料给我打电话，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专程采访了案件受害人，用传真发给了刘继纯。稿件登出来后效果非常好，在我们全区检察系统引起了轰动。
我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和热情的写稿者，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我给报社每年都要提十多条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比如多搞几次征文，加大通讯员的发稿量，对通讯员加大培训等。
《检察日报》是基层检察院的“文件”、“声音”。统领着我们把握方向，公正执法，从披露的各类报道中，我们既总结着反腐的经验，又吸取着深刻的教训并为之反思。有了这份报纸，我的视野宽阔了、思维敏捷了、政治敏锐性更强了。我敬重和感谢《检察日报》每一位采编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