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现代性

一位评论家在对张爱玲所进行的评述中说到：“张爱玲以它独特的方式实践了现代主义，它所写的大多是现代都市中的神话和寓言，老练深沉而又真诚无伪的地扫描着现代人的疲惫，将目光凝视于人的本性在外界力量的冲击下所形成的种种反映。”①所谓的现代性，是指在物质生活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精神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上，“人与社会也疏离了，陌生了，个人感受到一种无可依靠的心境。”从而导致了“精神危机，孤独，焦虑，迷梦，乃至悲观厌世，重情声色，成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强化了人们传统与社会的怀疑。”②是的，当你在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系列的阅读时，你会发现：在它“漫画式”的笔调下所描绘出来的现代都市里本性受到冲击下的人民的反抗和妥协。展现了她们孤独，迷茫，幻想。绝望，悲观厌世，重情声色等系列现代性心理。
张爱玲传奇的一生中，她的创作题材无外乎呈现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反映逐渐沉沦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是被人们所抛弃的。纨绔子弟的放荡不羁，如范柳原（《倾城之恋》）；封建遗老遗少的腐朽没落，如姜季泽（《金锁记》）；官僚政客的飞扬跋扈；二是张爱玲创作的核心，也是她翻来覆去所吟唱的——女性，她以婚姻为载体，具体表现女性婚姻的不健全，不正常与不幸。这一类的角色像闲得发慌的姨太太少奶奶，如曹七巧（《金锁记》）；满怀郁闷的深门闺秀，如郑川娥（《花凋》）；感情生活残缺不全的怨偶，如王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从整体看来，第一点是为第二点服务的，写到女性，决不能孤立于男性的行动之外，特别是在封建意识长期存在的中国社会里，张爱玲以女性的视角，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她所想表达的只有一个主题：以爱情婚姻来表现女性在时代的冲击下本性的种种反应。他说：“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大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了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③我们得承认，对于那大的时代潮流，张爱玲的作品对于战争，对于给们只有她“张爱玲式”的冷漠目光。然而，在男女之间，尤其在女性的身上，到处充满着战争和革命的炮火与口号。中国社会历史的急剧变迁和转折，现代文明都市下固有的封建意识的滋长在人民的心里留下的是一块不能痊愈的伤疤。如今，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和思想回望那一片烟尘中的废墟，可以在那些血迹未干的尸骨上和那还在作响的瓦砾中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丑行。

一

张爱玲在童年时便迫不及待的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从《天才梦》到《金锁记》，《倾城之恋》等四三年，四四年的一系列作品，家庭的压抑，社会的变革使得她长期在心头萌动的情思愈演愈烈。“出名要趁早”，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的她同同时代的人一样，在不知不觉的扮演着时代的代言人，基于自己的傲慢，她以协作来表达和批判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女性的反抗和妥协。但张爱玲又不同于其他人，她的创作一开始就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革新。“张爱玲从不屑写‘时代的里程碑’的作品，她要借文学作品来传达她对于永恒人性的地图理解，那就是任何时代里夷然地活下去的‘妇人性’，凡人的生活……”④她以女人的视角，以一种现代的眼光，似剑一样划开套在她们身上的袍，尽情的赤裸裸的展现女人心中那柔弱的感伤的部位，而且接近于疯狂。
40年代的中国文坛，笼罩在战争的氛围中，在全民热情高涨奋起反抗的主题声里，并没有妨碍读者对张爱玲悲怆，哀怨的男女之情的亲赖。张爱玲的小说虽没有正面直接的表现战争，讴歌战争，但是她却真实的展示了战争所带给人们的现实意义。在她较有名的作品《倾城之恋》了，范柳原与白流苏欲擒故纵，相互试探，是战争把他们放在了一起，成为夫妻。“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思念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在此，不管是因，还是果，战争是范柳原和白流苏得以结合的直接因素。再如《封锁》一篇，也是因为战争，吴翠远和吕宗桢才能够完成自己心里的“外遇之旅”。然而，张爱玲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写战争，她更关注的是在战争下（现实社会中）女性生存处境这一现代性问题。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她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大多都表现出了“妇人性”的普遍心理，且悲观厌世，这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有来自家庭的冷漠目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负担。《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回到娘家，被家里人榨干钱后被说成“天生的扫帚星”，受尽了家里人的鄙夷。然而，在陪着妹妹说媒时偏偏又碰上范柳原，这是命运的安排？一直在她心中深藏的“反抗”的本性和“报复”的“妇人性”显现了出来。“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他们一点点颜色看看。他们因为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可以这样说是基于报复这一“妇人性”的心理，白流苏走上了“反抗”这一道路。她反抗家庭，反抗命运，更重要的是她反抗里自身。跨出了几千年以来中国妇女一直不敢想象或跃跃欲试的一步。在这里，从一定意义上说，张爱玲赋予了女性先进的思想，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一个人的，然而，这种反抗在现实生活面前，在张爱玲独特的视角里却转而萎缩下去，“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在她们心里，盘踞着的依然是脆弱的依赖性，即通常所说的“贱”。白流苏在跨出反抗的那一步时，她也不得不在想：如果跟家里人彻底的闹翻，又假如范柳原不爱自己，她又何去何从？“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不靠的人。”在此，女性们毫不容易跨出的一步却又被更实际更有理由的现实挡了回来。女人始终是女人，她们天生具有的“妇人性”还是让她们对现实产生了妥协，这是来自于她们自身的精神负担。
张爱玲的笔端直指人性中最弱柔的部位，勾勒出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在封建意识的压抑下孤独和迷惘的真实心理。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她们是矛盾的。《封锁》里的吴翠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