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那一代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随着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形势的发展，上级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达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指出：这次斗争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红卫兵”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迎孕而生、发展壮大，成了全国风靡一时、青年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并不是一个正规的武装组织，而是一种由大部分、在校读书的年轻学生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团体。他们以笔墨文章、书画传单、示威游行为武器，广泛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游行、大辩论。批判、揪斗党内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冲击原政府架构，改变传统的陈规旧习，肆无忌惮地开展各项“革命造反活动”。目的是捍卫伟大领袖的名声和地位，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革命道路。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成群结队地蜂拥至北京天安门广场。荣耀地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和接见，随后进行了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对发动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揪斗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破四旧，立四新”“三忠于，四无限”的活动，对国家、地方上的很多文化古迹、历史文物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后来，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分裂成了观点不同的各种派别，有什么造反派、保皇派，拥军派、反军派，主流派、逆流派等，发生了立场、观点、权利地盘之争。他们在各种场合搭建会场舞台、架设高音喇叭，互相诽谤、攻击、谩骂，整日里吵闹不休，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红卫兵组织是那个时期，造成全国动荡、混乱悲剧的重要因素。
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典型模式是：年轻的大中专学生们，（也有些是社会上的年轻人）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带，肩披红袖章，手捧红宝书，一切行动都按照正规军队“解放军”的标准要求执行。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舞台影院、火车轮船到处都是他们气势汹汹、斗志昂扬的身影。文革后期，上级下达了学生返校，开展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瓦解了红卫兵组织，结束了红卫兵在那一阶段的历史使命。
时隔三十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把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时，文革中那批红卫兵造反派们，已经是四十岁左右年纪，正好是人生绽放光彩的成熟年华。由于他们在那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中，经历了长时间的驯化磨练，口才好、文才好，还造就了一身敢闯敢干、敢作敢为的造反派性格脾气。他们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左右逢源、讨好领导；他们悟性好、理论水平高，精通于耍嘴皮子；他们魄力大、能力强，处处出风头，表现出色、政绩显著，大部分人顺利的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成了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有很多重要岗位上的高干，就是在那个文革期间出色的、某个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
他们绝大部分人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才干，做出了贡献，清正廉洁、是人民拥护的好官。但也有一部分人取得了领导官职以后，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住上了小别墅、开上了小轿车，办起了大企业，干起了大生意，盖起了大楼房，首先富起来，成了百万、亿万富豪大款，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富豪特权阶层。他们深知在文革中“夺权”的艰难，改革开放中“争官”的苦衷，开始固守阵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安插自己的子女也到领导岗位，出现了官二代、三代的恶劣现象，他们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在子女婚姻问题上编织血统裙带、官方网络，组成了一个钱权交易、裙带关系的大小山头、官方权利关系网。
现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一带人，大部分已近60多岁，很多人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可是他们在年轻时：给国家造成了文革动乱和历史悲剧。中年时：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资财首先富起来，变成了百万、亿万大款富豪。老年时：又坐享其成、沾沾自喜，毫不顾忌那些穷苦的贫困阶层。历史岁月和国家法律，还有谁来评价红卫兵那一代人的功过是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