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

在车间里忙完工作，柳静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爬楼梯，一路上皮笑肉不笑地跟好几个熟人打了招呼，有三次踩错了阶梯，脚脖子扭了两次，其中一次疼得狠些，柳静弯下腰来使劲揉搓了几下，又直起腰杆继续爬楼。好不容易爬到五楼，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柳静才想起钥匙挂在屁股上边的裤腰带上，这是一个八十年代末期特时髦的动作，柳静一直用到现在。在键盘取代了金星牌钢笔，手机信息网络了天涯海角的今天，把钥匙挂在屁股上的风景差不多已经绝迹。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明一种包罗万象的卡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能将所有的钥匙收入其中，携带方便，并且像把手机吊在脖子上或是到处散发短信来炫耀拥有一部手机一样来炫耀拥有一串钥匙，钥匙仍然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男人们将它放在公文包或者是裤兜里，女人们将它放在小坤包里，她们一般不会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因为钥匙少了怕滑掉，钥匙多了装起来又鼓鼓囊囊的，严重影响身体的曲线美。这些男人和女人携带钥匙的方法柳静都不采用，她喜欢把钥匙挂在屁股上面的裤腰带上，因为柳静那是一个最敏感最隐蔽也最保险的地方，除了自己的丈夫以外，任何一个男人都只在肚里暗自打主意而不敢随便侵犯的地方。而丈夫，柳静是根本没有必要防备的，他有一串和柳静的钥匙一模一样的钥匙，况且，“为”和“不为”钥匙侵犯柳静的屁股都是他的权力。

柳静喜欢把钥匙挂在屁股上面的裤腰带上，所以她从来不穿裙子，因为挂钥匙不方便，她经常一袭牛仔长裤，休闲夹克，粗野的打扮与她精明干练的气质相得益彰；她从来不描眉毛不涂口红，在夜晚暧昧的床头灯光下，丈夫仍然会被她的温情妩媚打动；她从来没有时间光顾歌厅、舞厅、美容厅，却被当地的各种传媒标榜成最具时代魅力的女人。所以，在二00三年的冬季的这一天，柳静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一个三十二岁男人的妻子，一个乡镇小企业的领头雁。她的家庭生活幸福和谐，她的企业红红火火，她在白河之滨一幢写字楼的五楼上，有一间属于她一个人的二十平米的办公室。

十年前，柳静离开家乡到外面闯天下，天下没创出来，却把自己闯丢在异地他乡，嫁了个外地郎君。十年后的井田，有一百七十斗个下岗工人将他（她）们的后半生的衣食住行寄托在柳静身上；她的孩子正在市府幼儿园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跳《健康舞》，学唱《拇指歌》；她的丈夫正在三十里地外的市委党校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质和意义；而她居住在三千里外的父亲和母亲却在四处寻找她的弟弟。

柳静手忙脚乱地从屁股上取下钥匙，对准门上的锁孔插了四次，才将门打开。她急匆匆走进屋，急匆匆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那个加上区号总共十一位数字的号码连续拨了好几遍，听筒里仍任创出“号码有误”的语音提示。电话打不过去，柳静心底预计的火气“嗞啦”一下子窜到喉咙口，那是一股焦急无助的火，像滚油一样将柳静原本就被焦急炙烤得无比干涸的心炸得上下翻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不行，再拨！再拨，是空号！再拨，号码有误！不能，不能不拨呀！柳静想：我必须静一静，我必须静下来，不能急，越急越出错，先静下来再说。

柳静强撑着身子站起来，试图打开窗户，可是手指头没有力气，使劲，再使点儿劲，铝合金推拉式的窗户终于极不情愿地裂开了一小条缝，冬日的冷风“哧溜”一声钻进来，打在柳静的脸上。真是高处不胜寒啦！柳静的脑门子激灵了一下，全身紧跟着也激灵了一下，喉头的火势弱下去了一截，双手却抖得很厉害。柳静转过两只眼睛，灯笼一样盯着电话机，又不敢去碰它了。她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消息会顺着这根细细的电话线穿入她的耳膜。如果还是同前十三次一样的答案的话，柳静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挺得住。如果是不一样的答案呢？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弟回来了，这是好消息；一个是小弟没回来，这是坏消息。

其实，柳静根本不用急着打电话过去，因为在四个小时前她打给父亲的电话里，已经跟父亲说好了，小弟一回来，父亲即刻就会打电话告诉她。既然父亲没有主动打电话过来，那就意味着小弟还没回来。一定是这样，一定还没有回来。柳静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是，万一弟弟回来了呢？上午，车间里唯一的一台褙装机出了问题，交货日期迫在眉睫，流水生产线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被迫停下来。柳静不得不立刻联系市里的专家赶过来，陪着他们吃饭，陪着他们在车间里抢修。这前前后后足足花了四个小时的时间，万一在这四个小时中间，父亲曾来过电话呢？也许他沉浸在“小弟回来了”的信息中一遍又一遍地拨了柳静的号码，却没有人接听呢？柳静的手机号码是完全交给企业的事务的，以此杜绝紧张忙碌的工作被一些家长里短的来电打搅，这是她做人的认真之处，也是她事业成功的必然之源。父亲自然只知道柳静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可柳静在车间里足足耽误了四个小时，父亲要是打来电话，绝对是无人接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在空焦急？

这样想着时，柳静紧绷的神经稍微缓和下来，手指也不再颤抖了。她拿起电话，顺利地按下了那串再熟悉不过的号码，暂时的平静没有使她再按错或者按漏一个数字。短暂的接线时的静谧过去后，听筒里传来通线后一声间隔一声的“嘟”音。柳静的手指又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她不知道这根细细的电话线将会把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传给自己。

这是柳静三天以来第十四次跟家里打电话，确切地说，是三个白天两个黑夜，弟弟已经失踪了三个白天两个黑夜。他是前天上午八点出门的，身上揣着父亲刚刚给他的一百块钱，加上他原来口袋里的五十多块钱，总共是一百五十多块钱。他没有告诉父亲他要去哪里。那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上午，和许许多多个已经过去了的上午一样平常。弟弟出门的时候坦然极了，他神态自然，口气平和，甚至在临出门时，弟弟还告诉父亲他中午回买些菜回来。

柳静在离家乡三千多里的一个城市生活，每个礼拜她总要打两次电话回去，和母亲拉拉家常。所以，虽然在外多年，柳静仍然对家乡的情况了如指掌，那个十字路口新建了个花坛，那条街道被拓宽改造了，两粒之间、亲戚朋友谁当官，谁发财，谁败落等等信息，母亲都会在第一时间从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