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年代

尘封四十年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滔滔江水奔涌而来。掀开疯狂年代的那年那月，往事历历在目。1966年5月16日一声炮响，拉开了文化革命的战幕，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全国人民一派沸腾．单纯的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个个都变成了磨刀檫枪的革命斗士。记得那年那天，我和我的同学们拉起造反的大旗，抬着红色标语牌，手举红宝书，佩带红袖章，唱着红色革命歌曲……卷进红色的革命浪潮。在街头，喊着打倒“走资派”的革命口号，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精神显得格外振奋。忘记饥饿，忘记疲劳的连续作战。瞌睡虫不听招呼地袭击我们这群血气方刚的红卫兵。放下标语牌，手捧红宝书，在街头为革命群众表演文艺节目。那年那天，首都红卫兵来四川播撒革命种子，带着我们“破四旧”，走进百货商店，把玻璃柜砸的稀烂，把凡是不带红色的东西乱扔。走进资本家的家里，就象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砸资本家的文物古董，撕资本家的诗词字画。凡是看不顺眼的就打就砸。大有砸烂旧世界之势。搜出有价值的东西，统一放在特定的地点展览，展览的金砖金条由我们红卫兵负责看管。我们昼夜值班看护着这些宝贝。那年那天，学校选送“红五类”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被排斥的我们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锻炼。为了能争取早日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拼命的挣表现，争着干脏活累活，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个个都变得泥猴子似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背着铺盖卷，扛着自己的行李，爬上北上的火车，我们几个同学被挤在厕所门口。满腔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激情，让我们忘记了寒冷和饥饿，忘记了厕所的熏臭。到了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下了车，下车后才看见，我们到了西安车站，接待红卫兵的专车把我们送到西安矿业学院住下。第二天我自告奋勇的去火车站办理继续北上的火车票，等拿到票，就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以为就象我们小地方一样，全城只有一辆从火车站开进城的公交车，只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幸好西安的车是环城跑，否则，我会找不到回去的路。从西安上车，不知道车运行了多长时间，来到河北保定。因为串联的人太多，给北京的接待造成很大压力，我们只能暂时在保定住下。在那里第一次吃到北方的窝窝头，感觉没有四川的米饭好吃。准备用自己带的四川辣酱沾窝窝头吃，打开提包一看，呀，装辣酱的玻璃瓶在爬火车的时候打碎了，辣酱把包里的衣物全染红了。在保定车站住了一夜，终于来到北京前门车站，在一个形似体育广场的地方，买到了又稣又甜的馍馍，感觉好吃极了，长那么大，还没有见过，后来才知道，好吃的馍馍叫面包。我们被安排在北京朝阳区九仙桥的一所中学住下。打开自带的铺盖卷，睡在室内有暖气的地铺上面，又舒服又自在。因为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周到。每天排着长队去领免费的饭菜，吃着北京的大白菜烧肉，别是一番香甜。来到北京，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成天没事干，到处乱窜，去打听什么地方卖毛主席像章，卖毛主席语录，于是就和同学们争抢着去购买。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见广场比想象的宽，看见天安门城楼，不象电影里看见的那么高，走在金水桥上，仍然感觉很亲切和自豪。在纪念碑前，我们毕恭毕敬的为烈士默哀。好久没有洗澡了，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澡堂洗澡，每人花了一元钱买好票。走进去一看，把我们简直吓呆了，满屋子全是光屁股挤在一起洗，我们提着东西就往外冲，蹬在门外的墙角边，差点没有把我们这群少见多怪的乡下人笑岔气。澡没洗成，白花了一圆钱人民币．好不容易盼到毛主席接见的日子——12月26日，头一天晚上，解放军就对我们进行搜查，凡是凶器和对伟大领袖构成威胁的东西，一律不能带进主席接见的范围。我们排着长队，唱着革命歌曲，兴奋的走过长安街，来到电报大楼前。整齐的坐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坐了一夜，脸冻得青紫了，因为心里装着红太阳，一点也不打哆嗦，心里只有满腔的兴奋和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激动．上午10点，毛主席站在敞蓬车上，古铜色的脸上带着微笑向我们挥手，被接见的学生们，此起彼伏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被心潮澎湃淹没的青年学生，渴望看见毛主席的热切愿望，使他们不顾一切的往前涌，维持次序的解放军辛苦的手拉着手，把激动得忘乎所以的学生拦在规定的圈内。
我们被接见是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其实，国家许多领袖都一起出来接见了，当时，我的视线，被毛主席的形象完全吸引，就只看见毛主席一个领袖。感到幸运的是：我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毛主席接见，因为距离近，我把主席看得很清楚．有个内蒙的中学生，有好几次接见她都在场，却一次也没机会看清楚，因为凡是毛主席经过的地方，维持次序的解放军都很难挡住过于兴奋的热血学生。因为乱，让许多同学未能实现亲自见到主席的梦想而站在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伤心的哭。
在北京住了一个月，本打算从上海绕道回四川。却突然接到毛主席发出的号召：“学生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上海的同学拿到返还票，要求和我们调换车票，他们来四川，我们去上海。可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我们，硬是不和他们换，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走上街头参加大辩论。
随着运动的深入，两派越来越对立，学生走上社会，校与校联合，校与厂联合，成立了造反司令部。那时侯，在我们那个地区，红卫兵XX某部队和“敢死队”是势不两立的两个组织。“敢死队”是由部队转业军人和农村的轮换工组成，红卫兵XX部队则是由学生和厂矿工人组成。武都斗开始了，“敢死队”的钢棒杀死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又夺走了电厂一个工人的生命，一场血腥的革命，一场群众斗群众的革命，激怒了造反派的红卫兵。我们在公安局静坐绝食一个星期，虽然水米未进，还硬撑着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渴望大救星毛主席为我们伸张正义。
记得那年那天，我们正在公园里和别人辩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阴沉沉的上空飞来一架直升飞机，坐在飞机上的人在往下撒着传单——宣布一场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开始了。随之，一个又一个热血斗士被抓进大牢。
因为我们部队的头目不愿意组织反击，我负气回家，成了逍遥派。途经专区，在那里遇见初中的同学，邀我在行署